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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19日 / Ellen Oredsson

從1989年至今:馮美華談錄像藝術

展覽空間中,一個女人坐在一個正播放影片的螢幕前,微笑望向鏡頭。影片中有一個蒙眼女子,她雙手伸前,在一間中式廟宇前的通道行走。

馮美華與其於M+展亭展出的作品《她說為何是我》。照片:M+,香港

香港錄像創作人馮美華活躍於香港電影及藝術界四十多年,其作品《她說為何是我》(1989年)現於「境遇──五個人」展出。作品描繪一名蒙眼女子在香港鬧市中漫遊,當中穿插女性身處不同公共場合的黑白檔案片段。片中不斷轉變的場景和該蒙眼女子流露的不安,清楚表達市民,特別是女性,在政治動盪時期嘗試探索集體身分認同時所感受到的焦慮。

為配合展覽,我們近日舉行一個講座,由馮美華擔任演講嘉賓。以下是稍經編輯的謄本,談到她的創作過程以及香港錄像藝術的歷史。

馮美華:香港現時的狀況令我想起自己年輕的時候。我在1989年,即六四事件發生那一年,創作《她說為何是我》,當時我37歲。在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前和之後,香港舉行了各式各樣的示威活動。當時我十分活躍,每當有示威活動,我都帶着攝影機走到街上,將畫面拍攝下來。

《她說為何是我》是在1989年下半年創作的。那時,包括我在內的許多香港藝術家,都不覺得藝術能幫得上甚麼忙。那為何還要創作藝術?其意義何在?

早在1960至1970年代,錄像藝術已在歐美興起,但它要稍晚才在香港萌芽。我從1970年代用超八毫米菲林拍攝實驗電影,直到1980年代中才轉而創作錄像藝術。在那個年代,創作錄像藝術的人寥寥可數,因為沒有人知道那是甚麼。因此,我們幾個錄像藝術家,便嘗試在一些藝術空間舉辦工作坊及展覽活動,更自行舉辦小型放映會。因為沒人重視錄像藝術,我們就更要努力去承擔。隨着不同的活動陸續舉辦,愈來愈多人對此感興趣,促使我與鮑藹倫、黃志輝和毛文羽在1986年一同創立錄映太奇

影片截圖所見,是從後方拍攝一名年輕女子肩膀以上部分的鏡頭,她身處香港一條街道上,正回頭望向鏡頭。畫面背景可見那條街道的景象和馬路上繁忙的交通。

馮美華,《她說為何是我》,1989年,VHS錄影帶轉錄成數碼檔案(彩色,單聲道),8分鐘,M+,香港 © 馮美華

有趣的是,因為六四事件,海外藝術家開始好奇在香港人有何想法。在1989年,一個名叫Hartmut Jahn的德國藝術家來到香港歌德學院。那時,活躍的錄像藝術家為數不多,包括鮑藹倫和我,人們視我們為香港錄像藝術先鋒。所以,Jahn就與我們聚在一起,辦了一場高級研討班。

我們創作時一般以身邊所發生的事為題材;反之,Jahn則建議我們從香港的歷史影片着手。因此我看了很多歷史影片,當中令我最深刻的是一些拍攝女性的片段,我將那些片段放進《她說為何是我》中。我看歷史影片時常常會問:「為何攝影師會這樣拍攝女性?」

《她說為何是我》以交錯方式呈現歷史片段及一個女子蒙眼穿梭現代香港的畫面。錄像中的蒙眼女子代表我,但由於我要掌鏡,就由一位朋友出演。你的眼睛被蒙上時,你看不見,但摸得着。錄像中的我就是以觸覺探索這個城市。

影片截圖中,一個蒙眼女子雙手向前伸,在一間中式廟宇的門前探索前行。

馮美華,《她說為何是我》,1989年,VHS錄影帶轉至數碼(彩色、單聲道),8分鐘,M+,香港,© 馮美華

我與香港之間的關係,是一種關乎空間與身分的關係。當時香港仍受英國管治,到處都是英式建築。拍攝這部作品時,我特別着眼於建築。當中有傳統中式廟宇,亦有英式殖民地建築。這些迥然相異的建築物構成了香港的空間,而這些空間造就了我的身分認同。我將這兩者都拍進這部錄像裏。

創作過程中,最難決定的是該剪輯多少歷史片段進去。我不希望歷史片段的篇幅過多,因此必須有所取捨。最後,我用了很多女性的歷史影像,例如一位知名中國女性政治人物的片段,她就是中國共產黨人稱之為「國母」的宋慶齡。我視她為偶像,因為她捨棄了其資本階級背景。我亦加插了香港示威活動的紀實影像,當中可見參與政治運動的女性,她們現身於公開場合,為自己發聲。

其中一個歷史片段中,一個女人回眸望向攝影師。我嘗試在現代場景中重現這一幕,拍攝影片中那名女子回眸的情景。這個鏡頭令我感觸良多,可以說就像我在自我肯定一般。這是否意味着我認同自己的身分?我不知道,我仍在尋求答案當中。

四壁皆白的展覽空間中,一個螢幕上正投映着影片,前方有一張長椅。影片可見黑白的示威片段,當中一個舉着示威標語的女人被警察拉走。

裝置在M+展亭中的《她說為何是我》。照片:M+,香港

我年輕的時候不怎麼留意政治,所以在我二十好幾三十出頭時,作品大都關於我自己、我對成為母親的疑慮,以及我身為女性的責任。我第一件錄像作品名為《第二性》,靈感源於西蒙.波娃的著作,故事是關於兩個女人與她們所選的生活方式,她們一人是家庭主婦,另一人則在銀行上班。然後,我創作了「思想」系列,當中有四部錄像作品,全部以我自己為主題——關於成為人母、感情問題、憂鬱症,以及三十多歲的女性可能會經歷的心理問題。這個系列對我來說是某種治療,因藝術也具有治療的作用。

然後有一天,我突然覺得,我說自己說得夠多了。我看看周圍的世界,並開始在作品中談論它。我創作了關於環境的錄像裝置作品,因為環境議題特別能觸動我;我成為了藝術教育工作者;我在近二十多年積極參與社會運動;我偶爾仍做錄像藝術,例如最近拍了一部關於塑膠瓶的短片《The Greenest》。這是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我慢慢由專注於自身,到關注整個社會、我的社群,以至全世界。

現在,一場社會運動正如火如荼地進行。我不再是導演,我只站在一旁,看着年輕藝術家創作影像。三十年前我與他們一樣,拿着相機到處走,隨時隨地拍攝。現在我退後一步,讓年青人捕捉社會現狀。我變成了他們作品的觀眾,這個角色同樣重要。

為確保行文清晰,以上訪談已經過編輯。此文章原於「M+ 故事」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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