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現代：重構1949至1979年的新中國建築

由蒙特利爾加拿大建築中心（Canadian Centre for Architecture，簡稱CCA）和M+共同籌辦的「何以現代？中國建築傳記1949–1979」於2025年11月20日在加拿大建築中心揭幕。該展覽由M+設計及建築策展人王蕾策劃，旨在重新審視圍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79年經濟改革期間，建築史學家與建築師對中國建築發展所持的假設和誤解。我們很高興跟王蕾對談，了解形塑這個展覽的概念框架。

本次展覽的主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至1979年的建築。這個主題從何而來？

「何以現代？中國建築傳記1949–1979」作為以展覽和專書形式呈現的研究項目，既是疑問，亦是主張：它審視用以衡量「新中國」建築生產現代性的模糊準則。展覽的論點源自我在倫敦皇家藝術學院修讀設計史期間所撰寫的碩士論文，題為〈中國現代建築（1949–1979）何以現代──從政府、工業化和中國建築生產風格的變遷探尋現代運動〉。此論文嘗試從歷史撰述，主要透過中國重要建築期刊《建築學報》，重新思考有關中國現代建築，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79年經濟改革開始期間的建築發展的既有論述。

雖然建築在形塑中國社會主義現代性的願景上有着重要角色──它重建都市，改造鄉郊，發展工業和基建，並革新材料和結構設計，史學家和建築師卻大多認為現代建築在這段時期的發展停滯不前，甚或質疑其是否存在。他們將此倒退歸因於三個主要因素。首先，在新中國無產階級專政下，建築師從民國時期的「獨立」執業，轉變為國有和集體化的創作模式，導致建築師喪失了專業自主性。其次，生產由市場主導轉向重視重工業，似乎降低了以民眾福祉為本的設計品質。其三，對現代主義形式的探索，被視為受到推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民族風格」的政治教條所限制，這種風格植根於古典形式。

因此，「何以現代」透過呈現現代主義的形成、實踐及經歷的各種情況，重新審視新中國社會主義現代性的單一歷史敘述。展覽針對中國現代建築在那段時期發展闕如的種種假設，分為「推動力」、「產業」和「風格」三大主題環節。

為何這是M+研究範疇的重要一環？

M+是立足香港、以全球視角探索亞洲的博物館，策展和收藏方針向來致力於記錄、剖析並重構世界這一角落的藝術和設計史。令人振奮的是，我對毛澤東時期設計和建築的研究，和以更具脈絡和多元的框架重新理解社會主義中國現代性的志趣，跟M+建立兼容並蓄的設計和建築館藏的目標不謀而合。

M+希克藏品的中國當代藝術收藏已涵蓋1970年代初的作品，例如無名畫會藝術家張偉的畫作《福綏境公寓》（1975）。然而，M+設計及建築團隊直至2014年才開始購藏1950至1970年代的雜誌、刊物、海報、攝影作品和日常用品。我為M+藏品購入了有一百五十五期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本國家支持、推廣政治漫畫的畫報──《漫畫》月刊，由初為電影攝影師、後投入紀實攝影的傳奇攝影師吳印咸（1900–1994）拍攝的五十七幀人民大會堂和北京飯店照片，以及一百三十五份後期的《建築學報》（1954–1979）。

2018年，我們也跟學者李悅歆和何若書合辦「1949年後中國視覺與物質文化」研討會，以跨領域的視角，重新檢視中國社會主義現代性這種特有概念的不同表現形式，另闢蹊徑去評價關於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生產極其複雜，卻往往受歷史學家忽略和簡化的論述。

是甚麼促成這次跟CCA的合作？

位於蒙特利爾的CCA在建築研究、收藏和展覽方面，一直是M+的榜樣；尤其自2014年起，M+加入國際建築博物館聯盟 (ICAM)，而CCA正是其核心成員，雙方的交流因此更為密切。在2021年國際建築博物館聯盟年會 ( ICAM20)，我跟CCA總監Giovanna Borasi同在「Challenging Histories within Architecture and Design（詰問建築及設計史）」的討論小組上，她發表了其中心的研究「Centring Africa: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s on Architecture（聚焦非洲：從後殖民觀點看建築）」，而我則講述M+如何將毛澤東時期中國的作品納入館藏，如《漫畫》月刊和吳印咸的攝影作品，藉以擴闊對社會主義現代性的理解，建立更寬廣多元的館藏。Giovanna和CCA節目副總監Francesco Garutti其後邀請我再談談這些作品，並分享M+在這個主題上的策展計劃。這次對話開啟了日後的多次討論，最後促成M+跟CCA的合作。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建築似乎不像是CCA的策展題材，但正如Giovanna在專書序言所述，「何以現代」表現了CCA的志趣，亦即「揭示意識形態、政策與建成環境之間的關係」，並「對不同社會政治背景與地理架構下的現代建築提出全新的解讀方式」，而這也是其過去項目的重心。這次合作讓M+有機會向專注於特定領域和着重研究的觀眾，呈獻其館藏和對中國多元現代性的獨特解讀。

「傳記」一詞，意在強調你所形容的「社會文化微觀史」。這些歷史如何挑戰由東與西、資本與社會主義的二元對立為基礎的傳統史學觀點？

「傳記」一詞凸顯了我們的策展方針並非全面回顧，而是聚焦於有關設計的結構和過程、標準與創意，以及大小不一的城鄉環境的重大變化。一般認為，民國時期中國的現代建築蓬勃發展，但於1949年戛然而止。我們的論述或能揭示此一假設的局限──該假設源自特定的歐美現代主義框架，強調專業獨立性、新奇、進步，以及耳熟能詳的風格形式，如透明感、流動性、工業物料的運用、極簡主義、平屋頂，和對傳統形式的揚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建築至今仍被視為徹底反現代主義，且與極權政策而非民主原則相關。

「社會傳記」涵蓋建造、使用和介入建築的各個單位，即政府、官員、建築師、工人和居住者。因此，以建築項目的「社會傳記」來呈現舉國參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全貌尤為重要；這不僅是由上而下的意識形態現象，更是在日常實踐中逐步形成的過程，蘊含公民的感官經驗與創作動力。「何以現代」的案例展現了材料和技術上的創新，以及社會、經濟和政治趨向的持續和中斷，並揭示東方集團內外直接和間接的影響，挑戰了現時將新中國建築實踐視為鐵板一塊，且封閉專制的普遍評價。展覽並非獨厚跟市場經濟價值觀緊密相關的歐美現代主義，而是在全球語境下探索和理解二十世紀現代建築，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頭三十年的建築，從而描繪出更為細膩豐富的圖景。我們希望所選的案例能呈現不同經濟和文化體系的流動與交融，並反映這時期建築生產的多元性和張力，即自主與管控、匱乏與豐饒、政策與實踐、競爭與合作、工藝與標準化，以及國內外關係的相互影響。

除了M+館藏，你還為展覽找來甚麼珍罕材料？

將一篇論文轉化為展覽的最大挑戰，是尋找可供展示的「物件」。複印雜誌圖片雖然容易，但要找到可供展出的繪圖原稿、照片和模型卻相當困難，因為政府機關的檔案往往難以取閱，而關於這段時期的建築紀錄大多都不完整。幸運的是，我從張永和保存的檔案中，找到了其父親張開濟的作品實體紀錄，張開濟是中國舉足輕重的北京市建築設計研究院的主要設計師之一。香港的收藏家張頌仁也有一批令人驚歎的收藏，那是一系列展示北京天安門廣場和人民大會堂建造過程的珍罕照片，以及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參賽」設計繪圖。

我跟南京東南大學建築學院建築史與理論教授李華的合作，對實現此項目至為關鍵。李華是長年探究這時期建築生產的學者，他動用其人脈，接觸了1949至1979年間執業的建築師，如馬國馨和朱光亞，而張廣源等檔案持有人，則提供了有關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海外援助項目的重要資料。譚剛毅領導的華中科技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研究團隊，提供了昔日三線建設的場地紀錄；而華南理工大學建築系馮江的團隊，則重製了廣州地標的模型。

更重要的是，李華提議我們走訪1949至1979年間設計、至今仍在使用的重要建築場址，包括杭州花港觀魚公園（1955）、北京首鋼集團的鋼鐵廠（1959）、上海同濟大學禮堂（1962）、廣州白雲山山莊旅舍（1965）和桂林蘆笛岩（1975）。「何以現代」不應僅是歷史紀錄，而應藉由展現這些建築物和場地的變遷，以及它們今天如何被使用，反映其與當下的連繫，這一點非常重要。這些實地考察決定了我們拍攝和攝錄哪些場地，而我們與藝術家王拓因緣際會的相遇，最後促成由他負責其中十個場地的拍攝工作。

藝術家兼錄像創作人王拓為展覽創作了十段影片，是甚麼促成此次合作？王拓的影片在展覽中的角色為何？

王拓是2023年希克獎得主，故M+團隊早已熟悉其作品。但將我引向他的，還是我的視覺藝術同事：他們得知我對1949至1979年間的建築生產的興趣後，告訴我王拓的錄像作品《癡迷錄》（2019）是在福綏境公寓拍攝的。故之後我跟他在北京會面，到訪齊家園外交公寓（1971–1973）等建築，並就項目展開討論。

其後，CCA和M+了解到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時期錯綜複雜的歷史和現代性的志趣，並意識到在檔案紀錄以外，以影片演繹這些建築場地的潛力，於是便決定委約王拓創作。每段影片都是依照展覽的主題結構而拍攝的，我非常感激王拓承接這項目。王拓團隊，包括電影攝影師梁小光和女主角金晶的刻苦努力，使《園冶與共眠》得以面世。這項目包含十段影片和六個訪談，講述一名女子走遍中國，考察1949至1979年間建成的建築，這些場地包括杭州一個廣受歡迎的公園、山西農村人民公社舊址、北京舊鋼鐵廠與集體公寓、上海的大學禮堂、工人宿舍與展覽廳、廣州水榭與旅舍，和桂林一處風光如畫的景點。為了能引發人們反思關於推動力、產業和風格由來以久的問題，所選的場址部分隨年月推移，已變得面目全非和破落不堪，卻仍繼續屹立，且為人使用居住。

故事中，女主角不只發現了官方建築史中未曾記載的另類意識形態敘事，還揭露了其母親跟另一個女性之間的愛情故事。錄像將建築歷史、身分認同和性小眾經驗交織，凸顯其多元複雜的狀況在那個時代如何被模糊。《園冶與共眠》跟檔案紀錄一同展出，賦予了一種不同而具體的視角去觀看這十個場址，而這種視角是難以在檔案文件、口述歷史和專家分析中覓得的。它將事實與虛構、個人經驗與歷史並置，揭示毛澤東時期中國建築生產的張力與層次，以及其影響如何持續形塑當下的集體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