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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24日 / 馬唯中、董陽孜

文字藝術與東方哲學:與董陽孜對談

橫向照片中可見一個寬敞的室內空間,當中可見兩根巨形混凝土柱子,柱子分別位於照片的左半及右半,形成對稱的構圖。柱子頂部掛上白底黑字的書法作品,左方作品寫着「天行健」,右方作品只見其局部,只有一個「道」字清晰可見。整個空間的天花板和地面都由混凝土造成,畫面左右兩邊均有從天窗透進室內的陽光。兩根柱子前方各有一名觀眾,正在觀賞作品。畫面中央遠處有一個模糊的人影。

「M+委約新作:董陽孜」的現場照片

M+為迎接博物館於2021年的開幕,委約董陽孜為地下大堂的公共空間創作五件大型書法作品,意在表現凝聚東方文化精髓的水墨藝術之魅力,也為讓觀眾了解到文字藝術在M+研究亞洲視覺文化脈絡中的重要性。董陽孜生於1942年,自小習書法, 曾於台灣及美國研習油畫,藝術學養融貫東西。她自1970年代起便以獨特的個人風格,將書法融入當代藝術和大眾文化的範疇。M+水墨策展人馬唯中在本館開幕前,就這五幅新作與藝術家進行對談,論及她多年以來的創作哲學和方法。

馬唯中(以下簡稱馬):我記得老師2019年7月接受了我們的邀約之後,10月就來博物館大樓的工地看場地。能否講講回到台灣後您是如何構思作品的?

董陽孜(以下簡稱董):當時你給了我兩條柱子,我就說,怎麼不是一道牆。柱子怎麼來做作品?這當然是靠藝術家了。不知道你們怎麼看我的作品,我自己覺得非我莫屬了。我從來沒在柱子上做過作品,就盡自己的能力接受挑戰。所以我接下去就是根據你的題目一步一步做出來。

地下大堂這兩條柱子的四面各對着一個入口,而門口跟柱子是有距離的,我假如寫小字,你遠看甚麼也沒看到,那我在兩個柱子四面,就要面面俱到。本來觀賞作品是把視線往後退的,我就要以字體的線條,在觀眾走進來的時候把他們的目光都拉過去,要看清楚就走到柱子前。

橫向照片中可見一個寬敞的室內空間,畫面中央有一根巨形混凝土柱子,柱子頂部有一幅白底黑字的書法作品,寫着「日新」兩個字。室內的天花板和地面都由混凝土造成,地面的混凝土有着木板的紋理。畫面左方有一個櫃檯,櫃檯之上掛了多盞吊燈,其半透明燈罩的形狀恍如香港街市的傳統紅色塑膠圓形燈罩。櫃檯後方可見三個小螢幕,小螢幕顯示着博物館的名字,上方較大的螢幕中則可見一些黑色線條在白色背景中。畫面右方有另一根柱子被螢幕包圍,在黑色背景中顯示着密密麻麻的藍白色文字。

從藝術廣場入口走進M+,從遠處已看到《日新》

假如兩條柱子做的一樣,人家不以為是對聯?所以我要做一根柱子的四面寫不同的句子,另一根就一個句子環繞。我要用一句話把四面連起來,人家才知道這是一件作品。但這才是真正的挑戰。《易經》是我們華人世界都知道的哲理:怎麼做人?怎麼處事?這些句子很多人都知道,但還是要常常提醒一下。

馬:您本來是想要寫詩句的,那為甚麼後來從《易經》中選句?

董:我想寫新詩,後來我覺得問題大了,因為我不熟悉。

馬:您本來要寫余光中老師的。

董:對對對,雖然余先生我是很熟,但是因為你們在香港啊,詩甚麼樣恰當我不熟。貴館成立以後是世界性的,當然希望各界都能進來。我覺得在這一個當代的美術館裏頭,假如要傳承,東方哲學尤其適合,所以不瞞你說,我《老子》、《莊子》都翻了,最後決定用《易經》。我選了字句以後也約了石守謙老師出來,他給我作一個整體考量,他說這幾個句子很好,就開始做了。

馬:您本來選的是「天行健」、「日新」,還有「時行則行」、「變則通」。後來您改成「見機而作」和「樂天知命」,這也是跟石老師討論的結果嗎?還是您自己決定?

四幅直幅書法作品均以黑墨寫在白色紙張上,從左到右,分別寫着「天行健」、「日新」、「見機而作」和「樂天知命」。作品中的文字略為潦草,但大部分文字清晰可讀。每件作品左方都有兩個細小的紅色鈐印。

左起:《天行健》、《日新》、《見機而作》、《樂天知命》,2020年,水墨紙本,各360 厘米 x 194 厘米

董:我自己決定的。我本來要寫這麼多,當然其中有考慮到有的字重疊,「時行則行」,你看有這麼多「行」,意思也差不多,那麼我就改了,完全是我決定了才找石老師。「天行健」、「日新」、「見機而作」、「樂天知命」各佔柱子的一面, 而「何天之衢,道大行也」則環繞另一條柱子。 「天行健」告訴你天在運行,「何天之衢,道大行也」、「樂天知命」、「見機而作」,我們跟着它一起世界就和平了;「日新」是預期每天要過新的生活。你每天都不一樣,為甚麼?就是你每天都接觸不一樣的東西。你的概念一直在換新。你隨時學習,也在改變你自己。那不是很好嗎?

馬:是的。您的作品尺寸都很大,這次也不例外,能不能具體講講您是怎麼寫的?我記得「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您寫了十三遍?

董:我都沒做紀錄,這十三遍怎麼寫的?我告訴你,我不可能分段寫,我是一口氣寫,可是怎麼寫這麼大一口氣?你想想看,它柱子一面差不多等於三尺乘六尺,跟我家工作枱的縱寬剛好一樣。我只能把一個「何」字寫出來,寫完了以後,我就把紙拖到臥房的床旁邊去晾乾,然後又拿電風扇把底下的墊兒吹乾,再把其他幾張移過來。早上寫完了要到下午才乾,門口客廳都在晾我的字。我自嘲我是家庭主婦,甚麼事都在家裏發生。一空閒下來,我就去看廚房燉的湯有沒有焦掉。我就是這樣把它做出來,一個人完成。

所以寫十三遍你就可以知道我這當中一直在修正。可是我可以告訴你,我不可能拿炭筆寫一下再想,沒這事兒。這就是我的草稿,我把它放在旁邊,大致看一下,就定位了。所以每次寫完,每次不一樣。我的牆寬五、六尺多一點,我只能釘在牆上等乾了以後,用細鐵絲把它拉下來,拼起來稍微看一下。就是憑我自己長期訓練的眼光,如果覺得不對就重寫,沒問題的話我就定稿了。那你問我,怎麼知道自己做完了?寫完了就做完了。

橫幅書法草圖上,可見寫在白色紙張上的黑色漢字。白色紙張上有幼細的直線,分別是黑色和紅色的。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的草稿,20 厘米 x 55 厘米,© 董陽孜;相片由自在工作室及誠品畫廊提供

橫幅書法作品中,可見「何天之衢道大行也」八個字從右到左寫在白紙上。文字略為潦草,但大部分文字仍然可讀。文字的線條粗細不一。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2020年,水墨紙本,360 厘米 x 1037 厘米

馬:老師幼年就習書法,後來又到美國學油畫,哪些藝術家對您的影響最大?您怎麼將您所體會到油畫的優點融入到書法中?您現在還會看帖子嗎?

董:我們藝術史講到書法的時候,就很難形容它是甚麼。書法像音樂,這個線條給我很大的刺激。我從西方回來要創作的時候,我發現西方的影響太深了,我們對自己的文化要有自信,所以我在挑戰我自己。文字的線條,就是書法的線條,你沒有的,我來做給你看。這是我們的文字,有沒有藝術性?絕對有藝術性。有沒有功能性?絕對有功能性。那你說我沒有色彩嗎?當然有,在你們委約的這幾張裏頭我都是用濃墨,墨裏頭還是有分層深淺的,深淺還是有很多花樣,有的是焦墨、有的是濕墨、還有黑白。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天災人禍造成我們對自己文化的遺忘。我假如不從西方世界回來,我相信我做不了這個。西方油畫最重視構圖紮不紮實。 你問我最愛的西方畫家,我愛馬蒂斯。東方的藝術家、書法家,每個都是老師。但是啟蒙是顏真卿。我到台灣的時候是小學四年級,沒有玩具,只能在家裏、防空洞跑來跑去。我爸爸要我安靜點兒,就給我顏真卿。這就是個性使然,我可以坐在那邊研墨,而且寫字一、兩個小時,樂此不疲。除了顏真卿,蘇東坡柳公權褚遂良都有他自己的個性。我常常舉一個例子,你寫「一」,我寫「一」,每個「一」都不一樣,為甚麼?個性使然。為甚麼我們從小要寫字?就是把你的野性要收斂一點,學規矩啊。那老了沒事兒了,你寫寫毛筆也修心養性,消磨時間,不是很好嗎?這些前輩書法家留下來帖有多少啊!我有空的時候拿帖來翻翻,這裏翻翻,那裏翻翻。這一筆就可以讓我想到可以怎麼來用它。

展覽空間中有一幅巨型長方形水墨作品,以黑色水墨寫上漢字。漢字的大小不一,線條亦有不同粗幼,風格奔放。作品右上角和右下角有細小的紅色鈐印。

董陽孜的《昂昂若千里之駒 泛泛若水中之鳧》展出於馬唯中策劃的展覽「似重若輕:M+水墨藏品」(M+展亭,2017),© 董陽孜;圖片:M+,香港

馬:您說您在思考構圖的時候,會翻以前的書帖找靈感,看這些線條怎麼擺、怎麼寫,同時也在想西方繪畫所用的構圖方式,所以其實它們在您的腦子裏都是融合在一起的嗎?

董:無論寫甚麼,我都會先做草稿,這是隨年齡增長養成的習慣。舉個例子,我收到委約,我會問是直的還是橫的,還要問從左到右,還是右到左。我腦子裏已經拿了鉛筆、原子筆上班了,拿張紙條我就畫起來,這是一個即時的反應。寫不出來,就表示草稿不對,重新再起草。我最記得老朋友漢寶德說:「我實在不知道你怎麼寫,我念不出來。」因為這一點我跳過去了那邊,那一撇跳來了這邊,我把它整個解構了,變成藝術品。你不能問藝術家你這筆在哪裏?就靠你自己讀吧,底下都有題目標籤,你仔細看,所有的字我都有交代。我不是倉頡,能夠發明字。假如寫得很抽象,人家看不懂就走過了,對不對?你們的作品我為甚麼只用了楷書跟行書,因為我沒辦法太草,我希望找到共鳴的人。我對這點自己還放不開,一方面我自己能力不太夠,另一方面我還在尋求溝通的對象。

馬:所以您的作品是很有社會參與性,像您說要跟公眾溝通,所以不是單向性、怡情養性寫這些句子勉勵自己,而是期盼跟觀眾共鳴,或者是互勉、傳達訊息。這也是委約作品本身的要求。 是吧?

董:對對對,這就是功能性。

橫向照片中可見一個寬敞的室內空間,當中可見兩根巨形的四方形混凝土柱子。照片從右側拍攝,可見柱子四個表面的其中兩面。左方柱子兩面的頂部都掛上白底黑字的書法作品,分別寫着「天行健」和「樂天知命」;右方柱子頂部被一件作品圍繞,照片中只見其局部,從右到左可見「之衢道」三個字。整個空間的天花板和地面都由混凝土造成,畫面右方是貫穿幾個樓層的中庭,可見較高樓層的展廳門口和其上方的天窗。兩根柱子前方各有一位觀眾,正在觀賞作品。畫面左方遠處有一個櫃檯,櫃檯上方有幾盞形如香港街市傳統紅色圓形塑膠燈罩的吊燈。

「M+委約新作:董陽孜」的現場照片

馬:您剛剛提到這次都用的是濃墨。那筆呢,您的筆這次有跟平常不一樣的呢,還是用平常的筆?您介紹一下平常用甚麼筆好了。

董:沒有不一樣,但印象中我為了這個去買了新筆,因為我的大筆啊,有的太大。我曾經記得我做八屏的時候,做到最後幾支筆都壞掉了,我曾經讓我在上海的姐姐去訂做,沒想到訂來的筆重得不得了,提都不能提。後來我在台北就找到一個筆。

馬:您是用狼毫還是羊毫?

董:羊毫。羊毫那個毛都掉得很快。

馬:為甚麼偏好羊毫呢?

董:羊毫變化多。我從小都沒過用過狼毫,因為狼毫很有個性,一筆下去,它很硬,比較有彈性,它自己會發揮,可是羊毫,你要控制它。所以我從前展覽的時候,有時候多寫兩遍,毛筆罷工,筆尖拉不出來了,我就知道自己該休息一下。所以羊毫的筆鋒有中鋒,當然你說狼毫的中鋒更容易使力,因為它有功能性,但我從小被教導都是用羊毫。我一路用羊毫到現在,有傳統的書法家專門用狼毫寫字也寫得很好,就是個人習慣。這麼大的毛筆裏頭絕對不是純羊毫。羊毫裏頭也是要加一些狼毫,不然太軟了。所以你在乎嗎?只要把字寫好就好了。

照片中可見一個身穿黑色短袖上衣及黑色長褲的灰短髮女人。她站在鋪於地上的紙低頭寫字,頸上圍着白色毛巾,右手拿着與她身高相若的巨大毛筆,左手則拿着裝着墨水的容器。她正以黑色墨水寫着一撇,筆畫粗厚。

董陽孜提着大筆,運用全身動作來寫書法,攝於2006年。圖片:© 劉振祥

馬:那這個筆是特定製作的嗎?

董:沒有,我這個人很隨和,我從來不會特定紙頭,也不會特定毛筆。最後我實在買不到了,才叫我姐姐特定的,最後放在那裏沒有用。所以我買毛筆是隨緣,看到了我就買。

馬:那還蠻特別的,我想您可以讓任何筆都發揮到您想要的地方。如果說西方觀眾或者不讀中文的觀眾,他們沒有辦法去體會這個功能性,因為他不曉得字甚麼意思,需要去看那個標籤、題目才大概知道,所以在體驗上會有一點落差。那您通常都怎麼跟不讀中文的觀眾解釋,他要怎麼去欣賞您的作品?

董:就是線條。前幾年,我接到一個買了我作品的人從意大利打來的電話,他說:「作品中的線條吸引了我,我不知道字在說甚麼,但它的線條很charming。」他發現了這些字的意思之後,更喜歡了。

馬:您覺得漢字在當今的意義是甚麼?或者說對您的意義是甚麼?

董:這是人家告訴我,籠統地算全世界每四個人當中就有一個是漢人,所以這個漢文重不重要?重要。而且漢字它本身是有意義的,不是字母拼出來的。

馬:那尤其在我們這個視覺文化博物館裏面,能看到文字的地位跟意義,其實也是重要的,因為它有功能性,也有視覺性,就是它的藝術性,所以您的字在這個空間裏面其實提醒了我們,不管是博物館的同事也好,觀眾也好,文字本身就有重要意義。這次就把文字的藝術性跟您要傳達的哲學性,都融合在一個看起來很工業性的空間裏面。

橫向照片中可見一個寬敞的室內空間,當中可見兩根巨形四方形混凝土柱子。照片從左側拍攝,可見柱子四個表面的其中兩面。左方柱子兩面的頂部都掛上白底黑字的書法作品,分別寫着「日新」和「天行健」;右方柱子頂部被一件作品圍繞,照片中只見其局部,從右到左可見「道大行也」四個字。整個空間的天花板和地面都由混凝土造成,柱子後方可見黑色欄杆和遠處的建築物大門。

「M+委約新作:董陽孜」的現場照片

董:謝謝你們給我機會。文字本身就有藝術性,可是現在很多時候淪落到只有功能性,這是文字藝術的委屈,明明一個字有這麼多種寫法。這個藝術性,你怎麼去用它?它有各種面向,就看你怎麼表現。所以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我早上寫的一個字跟晚上寫的完全不一樣。它的生命就在裏頭。印刷品隨時都一樣,也有老朋友給我說:「哎呀,現在都有放大的機器,你把你的字放大,你要多大就多大。」對不起,雙手萬能。我在挑戰我的雙手跟腦袋能不能配合。挑戰了不可能的任務,我完成了。

當然,我覺得《易經》是我們共同的文化、共同的東方哲學,雖然現代科學變化得很快,我們也要緊記古人交代我們的事。所以我想選擇這些文字,也讓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更流暢,彼此體諒。

馬:謝謝老師給我們這麼好的作品,讓我們這個從零開始的博物館蓬蓽生輝。 

【似重若輕】藝術家訪問──董陽孜
【似重若輕】藝術家訪問──董陽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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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馬唯中為展覽「似重若輕:M+水墨藏品」訪問董陽孜

為確保行文清晰,以上訪談經過編輯。除另有標註,所有「M+委約新作:董陽孜」圖片:© 董陽孜;攝影:鄭樂天、梁譽聰,M+,香港

馬唯中是M+水墨策展人。

董陽孜是書法藝術家,1942年生於上海,自幼習書法。1966年從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後赴美修讀油畫,並於1970年在麻省大學取得藝術碩士學位,其後在紐約從事雜誌的美術設計。她在1973年回台,全力投入書法創作,至今一直致力將古今兼容的筆墨美學融入到大眾生活及流行文化中。2012年,她獲頒台灣文化界最高榮譽的行政院文化獎。近年的重要個展包括臺北市立美術館的回顧展「董陽孜:行墨」(2019–2020)、美國康乃爾大學強生美術館的「臨江仙」(2020)、香港文化博物館的「墨濯空間—董陽孜作品展」(2010)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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