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新加坡岛。

我来自新加坡。

新加坡这种国家的政府，就如同东亚的严父般，对你诸多不满，总爱告诉你该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做些什么。

这个指示牌原本放在我住的地方外面，我把它纳为己用化作一件艺术品。这个指示牌若在抽离脉络的情况下展示，看起来确实既可笑又可悲。

我其实并非在新加坡出生，而是生于马来半岛西岸一个叫麻坡的地方，那是离新加坡约两小时车程的寂静小渔村。我生于1977年，身分属于一个非常普遍的类别，许多新加坡人和马来西亚人和我一样，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公开承认。我有些朋友宁死也不肯承认自己是半个马来西亚人，或者是半个新加坡人，父母分别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而在1965年8月9日前，这两个地方本来同属一个国家。

曾经有一段很长时间，这个地区的边界颇为宽松，货物、人、思想以至饮食文化均可自由流动于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之间，甚至印度尼西亚的巴淡岛及民丹岛之间。而将新加坡视为一个独立个体、一个亚洲奇迹，无疑是非常崭新的想法，亦是我们这个干净、全球化，以及企业化的世界中一个很动听的故事。

或许你也知道，新加坡是世上唯一不用经历革命或战争，就能脱离另一国家独立的国家。简单的说，它先是被排斥，继而被逐出马来西亚联邦。这个很漫长的故事，我还是留待以后再详述，但重点是由于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这件事，我打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便受到了新加坡三项有关国籍的法例所约束。

第一项法例：「在2004年5月15日前于新加坡境外出生的人，只有当其父亲在其出生或作出生注册时是新加坡公民，才可取得新加坡公民权。」

这基本上意味着即使我母亲是新加坡人，只要我父亲是马来西亚人，我也就只能是马来西亚人。这完全就是性别歧视。

第二项法例：「新加坡政府并不承认双重国籍。」

这代表如果我要保留马来西亚国籍，我只能以外国人身分申请成为新加坡居民。我父亲跟我一样，成为了新加坡的永久居民。

最后，第三项法例：「因其父母作为永久居民而获得永久居民身分的男性，跟一般新加坡男性公民无异，必须依照法律履行国民服役。」

在服完兵役后，永久居民可选择申请注册为新加坡公民。

这意味着我只能在服完新加坡两年半的役期后，才能放弃马来西亚籍，并取得新加坡国籍。换言之，我的思想和身躯都被军事化，用来对抗那个我出生的国家。

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新加坡的主权及国家归属感赖以建立的基础，是不厌其烦地把邻国描绘成「较差劣」、「肮脏」、「失败」、「落后」、「不够亚洲」或「过于西方」。这是令人想起冷战的文化战争，而我们对此十分擅长。

这是一扇门。

这是另一扇门。

再一扇门。

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不同城市中穿梭，寻找大使馆。

然而，我想让你看的不是这种景象：

而是尝试收集这样的景观──平平无奇、无人问津、沉寂的景象。在我而言，这依然是大使馆的一部分，只是没有人想让你看见这部分而已。

我想我们全都同意，民族主义算是种虚构的事物：这是一种陈述事物的方式，令我们对于何谓真实、何谓虚妄能有某种共同看法，情况就像金钱或法律一样。这些东西让身为人类的我们能够彼此意见一致，从而组成类似合作社的事物：这样我们就可以借着这个同盟彼此互动，以便主宰地球，或者做完全相反的事。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类组织都是两者兼有。

我有很多作品都是围绕我们所建构的环境中的基础建设，对之作观察与思考，而所说的环境包括我们的社会。建筑师兼都市学家Keller Easterling将基础建设形容为「明显不过的接触点与切入点，让这世界的潜规则得以紧扣于日常生活的空间之中」。^[1] 对此我深感共鸣，令我想起我在新加坡成长的经历，以及一连串政治家透过政策对建构环境和大众意识施加绝对权力的事件。

基础建设往往指向看不见的东西：那些必须毫无瑕疵、流畅地运作的东西。于这个框架之内，我把我的创作──我所涉猎的小说写作、视觉架构整理、各种意念的收集和观察，视为测试基础建设及其背后隐藏的权力架构的底线。

在这个领域之中，一切都是柔软而可变的。比方说，我没有把身分认同政治视为铁一般的事实和定律，反而不断强调这些政治概念是游移不定又备受争议，并且有必要将它们复杂化，而非简化成俗套的处境喜剧般──所有问题在每集结尾定必得到解决。

当我站在大街上，站在那些标志着「另一个国家」的建筑物的边界上，我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就在这一刻，我很好奇到底有哪些漏洞能让我进入这些领土。

我正看着一个制度的后门。国家是一个制度，而制度是由一个或一群人所编写。

领事馆后门主要是用作取外卖薄饼之类的闲杂琐碎事务，同时亦是方便大使家属轻松进出的通道。我站在这些后门前，想像人们在这里偷运国家机密。我站在这些门前，想像那些免于各种繁琐手续和程序的接触。

这些门大多没有标记，我相信那是出于保安原因。如果你细心想想，就会发现经过伪装和不标示名称的东西通常不需要那么多保护。在大多数情况下，除了见到安装了保安镜头或高科技门铃，你须要走很多圈、经过仔细勘察，才能肯定那些是大使馆的后门。

这扇门大概是个例外，它异常明显地透露那是后门，这实在太好笑了。不管建筑师是谁，你们绝对应该把此人开除掉，我这个建议是认真的。

我拍摄了约三百幅大使馆后门的照片，而我想我会一直继续下去。这几乎是个永无止境的计划。

我还拍摄了之前曾用作大使馆的建筑物的后门，例如这座位于荷兰海牙市中心、一眼就能认出的建筑物。该市现正尝试将此物业卖给私人发展商，并暗示可将之改建为酒店——那可真是外交事务吧。

在这个计划里，我选择不去透露那些后门属于哪个大使馆，因为我并无兴趣直接揭露这些后门。

而我亦准备公开承认我或许完全认错了某些门是后门。当然，我并非有意说谎，但有时候我可能只是完全搞错了，拍下的并非后门，而或许是通往小型储物室之类地方的门。比如这道，我可真的无从判断这到底是后门，还是通往车库的门，而后门要进入车库才看到。

我们总想把所有事情都弄一清二楚，但那是不可能的任务。关于这个世界，我们不了解的实在太多了。我们长期活在一种混沌无知的状态。我猜我想说的是，我宁愿弄错了，也不愿意错过我认为是后门的事物，不去将之记录。

所以，这些照片大致上拍下了一系列我主观地推断是大使馆后门的门，而我判断的方法，就是绕着大楼走来走去。

我创作的重点不是确切的事实。我写小说，而这就是我现在所做的事。

为了让观众理解这种主观性，我绝对不想以纪实照片的方式展示这些照片。我希望把它们无限地重复。我认为透过这种方式，可以逼使观众把影像当成书本中的一页文字般解读。

我想把这些图像在平面上重覆展示，就如你在旧式Windows 95桌面之类看到的图案那样。图片有点像闭路电视片段，令观众在观看这个系列时，总是去观察这些门周边的活动，而非把注意力放在那扇门本身。

我想我会将图片印到画布、印刷品、圣诞礼物包装纸、窗帘、杯子、T恤、明信片、横幅、袜子、桌面以及巴士座位上。

我希望将这些秘密，这些在政治中没有被提及、看不见和阴暗的东西，印在所有东西上。

我想以马来西亚艺术家Redza Piyadasa于1977年，亦即我出生的那一年，在雕塑上所写的一句话作结。这句话在这些年来对我的作品影响深远。

他写道：「真相无形。」（A fact has no appear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