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闳（1917至2018年）被誉为台湾现代建筑之父，M+蒙王大闳家属捐赠其私人档案，当中除了建筑绘图，更有私人的文章、笔记、信件、照片及草图簿。

早在2000年代初，王大闳大部分的建筑绘图已捐赠予国立台湾博物馆。王大闳的作品殊为重要，有见及此，M+策展团队有意从王大闳及或其家属收集相关的物品，最终获得这批由王大闳家属捐赠的档案。这个档案是如今在M+藏品系列中最为零碎也最私人的一个，反映出王大闳在建筑领域内外的多元化创作，他不只是建筑师，亦是作家、翻译家和诗人。

在本文中，设计及建筑策展人王蕾及文献助理姚映霞探讨讲述整理及理解这批王大闳档案时所遇到的困难，以及从中获得的乐趣。

王大闳是何许人？

王蕾：王大闳生于北京，是中华民国首位外交总长王宠惠之子，曾于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唸建筑。 王大闳在哈佛就读时，是贝聿铭和Philip Johnson两位甚具影响力的建筑师的同窗，亦是包豪斯建筑学院创办人葛罗佩斯的学生。

1947年，王大闳回到中国；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就在1952年迁居台湾，开始寻找「新中国建筑」。

他的作品包括过百座台湾的建筑，以比例合度及形态简单俐落闻名。从他的代表作可见，他对欧美现代主义与传统中国建筑有深厚认识，擅长把两者加以转化和融合。

是次档案藏品如何收集和编目？

王蕾：亚洲现代建筑的故事一直备受忽略，而我们对之深感兴趣，这就是我们最早从香港以外地方收集回来的建筑档案之一。

由于得知王大闳家属已把大部分建筑绘图捐赠予国立台湾博物馆，我们便向他们说，任何与王大闳的生平及作品相关的物品，我们都有兴趣收集。起初，他们并不确定是否仍保存这些物品，但几个月后，他们就给予我们一些资料，是来自王大闳这些年来自行整理的私人档案。就这样，我们就获得了一些私人文件，而这类私人文件的内容往往难以一一厘清。

欧美在保存档案方面较为成熟，建筑档案通常保存得较有系统和全面。可是，亚洲的情况却不是如此，除非那是由建筑师事务所以建筑项目档案方式保存下来的档案。因此，我们亦不惊讶于王大闳档案的「芜杂」。我们十分感谢王大闳家属将这些档案交给M+，让我们能从私密的角度一窥这位建筑师横跨多个领域的兴趣及作品。

这是一个「不完整」的档案实例，反映了从零碎资料建构历史的困难。

姚映霞：这批档案是M+所藏的众多档案中最难于编目和处理的。当中只有196件物品，包括照片、负片、幻灯片、新闻剪报、草图、信件、建筑绘图，数目不多但资料较为零碎和私人，这就是其困难之所在。

从了解王大闳的生平，到动手编目及保存资料，我花了约一年时间才完成这批档案的编目工作。我首次看见这批档案时，无法看出当中涉及多少个项目。当中许多建筑绘图和平面图是来自不知名的项目，既无标示建筑名称也没有标示日期，到底属于哪个项目根本无从稽考。

许多建筑项目缺乏有关它们是如何修订和发展的资料。为了找出每张草图究竟是属于某个项目的哪个修订阶段，我必须仔细研究草图使用的媒材，包括所用的笔种和纸张。如果绘图是属于同一次修订，应该会用相同颜色绘画，或者用上尺寸及材质相若的纸。根据这些差异，我就可以修订的先后将绘图分组。然后，我就可依照图中所作的修改，弄清楚哪个版本是最早的，哪个是最晚的。

目前档案里仍有很多未能辨认的建筑项目资料。不过，人们仍在研究王大闳的作品，并不断有新的相关资料提出。我们希望将来会有研究者到M+的研究中心钻研这些资料，协助我们弄清那些资料的来历。

这个档案里有什么？

王蕾：档案里能辨认的重点项目包括王大闳的自宅「虹庐」、国立国父纪念馆，以及为国立故宫博物院构思而没建成的方案。从中可见王大闳的设计对后世的影响，以及他大部分作品所采用的建筑手法，亦显示他如何运用建筑技术和材料、对「奢华」和「简单」的重新定义，以及融会多元文化的慎密心思。

「虹庐」公寓

王大闳在作品中大量运用欧洲及中国古典建筑的元素。此举并不是为了体现文化认同，而是为了采借这些旧有建筑物的某些空间特质。尽管他的作品着眼于其身为中国人的民族和文化背景，但他亦希望作品除了具有文化独特性，也能展现普遍性。因此，他运用欧洲或中国古典建筑的空间概念时，并非简单地沿袭照搬，而是总会稍为加以颠覆。

这一点在王大闳早期的住宅设计中清晰可见。 在这些设计中，他虽然用了同代建筑师喜爱的凡德罗开放式布局，但却将室内的通道设计得迂回，与在中式庭园讲究曲径通幽的效果相似，亦有传统中式合院那种自成一片天地的神韵。 这点在其于1964年设计的虹庐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位于济南路的虹庐是台湾早期的多层住宅之一，楼高四层。 其正面外墙无窗，走道封闭，九宫格式的楼层布局，让人们犹如穿越中式庭园，有层层递进、景随步移的感觉。

从住宅的内部可见王大闳尝试将多种关于家的古典及现代文化慨念糅合于其中。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月洞门」的多变运用；「月洞门」传统上是用作室外庭园的通道，而现在则成为外墙及室内墙壁的一部分。

台湾故宫博物院竞图

王大闳在其建筑设计中如何运用清晰可辨的文化特色，则视乎不同项目而异，他在1961年的故宫博物院竞图计划案就是绝佳例子。从计划案中的悬臂式、双曲抛物面结构的薄壳屋顶可见，他除了关注何谓「新中国建筑」，也力求在结构设计方面有所创新。

据说王大闳的提案获评审选为第一名，但最后却没有按这个设计兴建，当局改为将项目交予另一位建筑师黄宝瑜负责，其设计为采用了黄脊绿瓦的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较富中国传统风格。

国立国父纪念馆

1960年代，台湾的建筑设计常被政治考量左右，王大闳在设计台北的国立国父纪念馆（1965至1972年）时，亦再面对相似的问题。当时台湾政府提倡民族主义运动，并鼓励采用传统中式建筑，以加强台湾的文化身分。

上图的建筑模型显示了王大闳原初的设计，其屋顶形如中国古代官帽。从模型及多张原初的平面图看来，王大闳所关注的是此建筑在形式与结构的完整性、作为公共建筑的宏伟空间感、与周遭环境的关系。

正式兴建时，王大闳不得不妥协，改动屋顶的设计。当局要求他将屋顶修改成更近似于传统中式宫殿风格，于是便把原本较笔直的屋顶线条，改成大幅上翘的中式宫殿屋顶，就如下图所见。王大闳曾说国父纪念馆是他做过「最艰难的设计」。

散文及文章作品

王蕾：除了关于建筑项目的资料外，此档案里还显示王大闳不但是建筑师，亦是诗人、作家、翻译家兼台湾重要的文化人。档案里有些已发表文章的珍贵草稿，包括上图的〈Domus （a study in the philosophy of living）〉，显示他对仪式及居住环境的兴趣，以及对兼顾文化独特性和普遍性的抱负。他在文中引用古希腊、罗马及中国的人对「家」的看法，热衷于以跨文化眼光探究这点。

这篇草稿有一个有趣细节，就是信头写着「五联建筑师事务所」，那是上海一家重要的建筑师事务所。王大闳在约1947年回到上海时，与四名来自上海和香港的建筑师会面，并在上海合组五联。信头列出了这几位建筑师的名字，包括王大闳。

档案里有五篇于1943至1947年发表的原创文章，刊载了王大闳于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就学和毕业后的早期设计。

当中最早的文章刊于1943年的《新铅笔尖》，题为〈Variety of houses from identical prefabricated units of general panel crop〉，文中介绍了王大闳及其同窗贝聿铭的作品，可见他们如何巧妙运用其老师葛罗佩斯与Konrad Wachsmann共同设计的预制木板组合屋。文中更有人在「这两页所见的房屋乃由王大闳设计」这一句下方划了线。

私人草图、笔记及不明资料

姚映霞：档案里除了有建筑项目资料和已发表的文章外，还有数十项信件、散文和其他文章、私人草图，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资料。这就是为什么这批档案是M+所藏的档案中最富个人色彩的。

这些物品所描绘的是什么，又或是何时所写所画，多半无从稽考。很多纸张两面都有草图或笔记，但前后两面的内容似乎并不相关，而且分别写于或画于不同时间。有一幅草图画了空中高挂着一个时钟的奇怪风景；另一幅则描绘一盆植物与一只蝴蝶，并以法文写上「Le Papillon Blanc」（《白蝶》）为画题。

上图绘有一些不知名的家具，当中有椅子和梳妆台（其法文名字「coiffeuse」 写在草图旁边）。这些草图画在王大闳所著、2013年出版的科幻小说《幻城》的序言草稿背后。

上图显然是个形态十分特别的设计，我无法认出是什么，但它重复出现于同一本草图簿和其他不明的草图中。这可能纯粹一个天马行空的设计，而非真的有意将其兴建出来。我看不出那是何种建筑，里面画有很多桌子，所以有点像办公室。

王蕾：这些私人物品展示王大闳博学多才的面貌。他精通英语、中文和法语，是个出色的译者兼文学爱好者。档案里有多首诗作的抄本和翻译本，例如上图便是艾略特诗作《Song》的中文翻译草稿。

王大闳所追求的简朴中的奢华，体现在一张漂亮有趣的新年贺卡。他为其公司设计了这张金碧辉煌的贺卡，上面有写着「新年快乐」的祝贺字句一串串地向下方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