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录像创作人冯美华活跃于香港电影及艺术界四十多年，其作品《她说为何是我》（1989年）现于「境遇──五个人」展出。作品描绘一名蒙眼女子在香港闹市中漫游，当中穿插女性身处不同公共场合的黑白档案片段。片中不断转变的场景和该蒙眼女子流露的不安，清楚表达市民，特别是女性，在政治动荡时期尝试探索集体身分认同时所感受到的焦虑。

为配合展览，我们近日举行一个讲座，由冯美华担任演讲嘉宾。以下是稍经编辑的誊本，谈到她的创作过程以及香港录像艺术的历史。

冯美华：香港现时的状况令我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我在1989年，即六四事件发生那一年，创作《她说为何是我》，当时我37岁。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前和之后，香港举行了各式各样的示威活动。当时我十分活跃，每当有示威活动，我都带着摄影机走到街上，将画面拍摄下来。

《她说为何是我》是在1989年下半年创作的。那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香港艺术家，都不觉得艺术能帮得上什么忙。那为何还要创作艺术？其意义何在？

早在1960至1970年代，录像艺术已在欧美兴起，但它要稍晚才在香港萌芽。我从1970年代用超八毫米菲林拍摄实验电影，直到1980年代中才转而创作录像艺术。在那个年代，创作录像艺术的人寥寥可数，因为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因此，我们几个录像艺术家，便尝试在一些艺术空间举办工作坊及展览活动，更自行举办小型放映会。因为没人重视录像艺术，我们就更要努力去承担。随着不同的活动陆续举办，愈来愈多人对此感兴趣，促使我与鲍蔼伦、黄志辉和毛文羽在1986年一同创立录映太奇。

有趣的是，因为六四事件，海外艺术家开始好奇在香港人有何想法。在1989年，一个名叫Hartmut Jahn的德国艺术家来到香港歌德学院。那时，活跃的录像艺术家为数不多，包括鲍蔼伦和我，人们视我们为香港录像艺术先锋。所以，Jahn就与我们聚在一起，办了一场高级研讨班。

我们创作时一般以身边所发生的事为题材；反之，Jahn则建议我们从香港的历史影片着手。因此我看了很多历史影片，当中令我最深刻的是一些拍摄女性的片段，我将那些片段放进《她说为何是我》中。我看历史影片时常常会问：「为何摄影师会这样拍摄女性？」

《她说为何是我》以交错方式呈现历史片段及一个女子蒙眼穿梭现代香港的画面。录像中的蒙眼女子代表我，但由于我要掌镜，就由一位朋友出演。你的眼睛被蒙上时，你看不见，但摸得着。录像中的我就是以触觉探索这个城市。

我与香港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关乎空间与身分的关系。当时香港仍受英国管治，到处都是英式建筑。拍摄这部作品时，我特别着眼于建筑。当中有传统中式庙宇，亦有英式殖民地建筑。这些迥然相异的建筑物构成了香港的空间，而这些空间造就了我的身分认同。我将这两者都拍进这部录像里。

创作过程中，最难决定的是该剪辑多少历史片段进去。我不希望历史片段的篇幅过多，因此必须有所取舍。最后，我用了很多女性的历史影像，例如一位知名中国女性政治人物的片段，她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称之为「国母」的宋庆龄。我视她为偶像，因为她舍弃了其资本阶级背景。我亦加插了香港示威活动的纪实影像，当中可见参与政治运动的女性，她们现身于公开场合，为自己发声。

其中一个历史片段中，一个女人回眸望向摄影师。我尝试在现代场景中重现这一幕，拍摄影片中那名女子回眸的情景。这个镜头令我感触良多，可以说就像我在自我肯定一般。这是否意味着我认同自己的身分？我不知道，我仍在寻求答案当中。

我年轻的时候不怎么留意政治，所以在我二十好几三十出头时，作品大都关于我自己、我对成为母亲的疑虑，以及我身为女性的责任。我第一件录像作品名为《第二性》，灵感源于西蒙．波娃的著作，故事是关于两个女人与她们所选的生活方式，她们一人是家庭主妇，另一人则在银行上班。然后，我创作了「思想」系列，当中有四部录像作品，全部以我自己为主题——关于成为人母、感情问题、忧郁症，以及三十多岁的女性可能会经历的心理问题。这个系列对我来说是某种治疗，因艺术也具有治疗的作用。

然后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我说自己说得够多了。我看看周围的世界，并开始在作品中谈论它。我创作了关于环境的录像装置作品，因为环境议题特别能触动我；我成为了艺术教育工作者；我在近二十多年积极参与社会运动；我偶尔仍做录像艺术，例如最近拍了一部关于塑胶瓶的短片《The Greenest》。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慢慢由专注于自身，到关注整个社会、我的社群，以至全世界。

现在，一场社会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我不再是导演，我只站在一旁，看着年轻艺术家创作影像。三十年前我与他们一样，拿着相机到处走，随时随地拍摄。现在我退后一步，让年青人捕捉社会现状。我变成了他们作品的观众，这个角色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