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现代：重构1949至1979年的新中国建筑

由蒙特利尔加拿大建筑中心（Canadian Centre for Architecture，简称CCA）和M+共同筹办的“何以现代？中国建筑传记1949–1979”于2025年11月20日在加拿大建筑中心揭幕。该展览由M+设计及建筑策展人王蕾策划，旨在重新审视围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9年经济改革期间，建筑史学家与建筑师对中国建筑发展所持的假设和误解。我们很高兴跟王蕾对谈，了解形塑这个展览的概念框架。

本次展览的主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至1979年的建筑。这个主题从何而来？

“何以现代？中国建筑传记1949–1979”作为以展览和专书形式呈现的研究项目，既是疑问，亦是主张：它审视用以衡量“新中国”建筑生产现代性的模糊准则。展览的论点源自我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修读设计史期间所撰写的硕士论文，题为〈中国现代建筑（1949–1979）何以现代──从政府、工业化和中国建筑生产风格的变迁探寻现代运动〉。此论文尝试从历史撰述，主要透过中国重要建筑期刊《建筑学报》，重新思考有关中国现代建筑，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9年经济改革开始期间的建筑发展的既有论述。

虽然建筑在形塑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愿景上有着重要角色──它重建都市，改造乡郊，发展工业和基建，并革新材料和结构设计，史学家和建筑师却大多认为现代建筑在这段时期的发展停滞不前，甚或质疑其是否存在。他们将此倒退归因于三个主要因素。首先，在新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下，建筑师从民国时期的“独立”执业，转变为国有和集体化的创作模式，导致建筑师丧失了专业自主性。其次，生产由市场主导转向重视重工业，似乎降低了以民众福祉为本的设计品质。其三，对现代主义形式的探索，被视为受到推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民族风格”的政治教条所限制，这种风格植根于古典形式。

因此，“何以现代”透过呈现现代主义的形成、实践及经历的各种情况，重新审视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单一历史叙述。展览针对中国现代建筑在那段时期发展阙如的种种假设，分为“推动力”、“产业”和“风格”三大主题环节。

为何这是M+研究范畴的重要一环？

M+是立足香港、以全球视角探索亚洲的博物馆，策展和收藏方针向来致力于记录、剖析并重构世界这一角落的艺术和设计史。令人振奋的是，我对毛泽东时期设计和建筑的研究，和以更具脉络和多元的框架重新理解社会主义中国现代性的志趣，跟M+建立兼容并蓄的设计和建筑馆藏的目标不谋而合。

M+希克藏品的中国当代艺术收藏已涵盖1970年代初的作品，例如无名画会艺术家张伟的画作《福绥境公寓》（1975）。然而，M+设计及建筑团队直至2014年才开始购藏1950至1970年代的杂志、刊物、海报、摄影作品和日常用品。我为M+藏品购入了有一百五十五期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本国家支持、推广政治漫画的画报──《漫画》月刊，由初为电影摄影师、后投入纪实摄影的传奇摄影师吴印咸（1900–1994）拍摄的五十七帧人民大会堂和北京饭店照片，以及一百三十五份后期的《建筑学报》（1954–1979）。

2018年，我们也跟学者李悦歆和何若书合办“1949年后中国视觉与物质文化”研讨会，以跨领域的视角，重新检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这种特有概念的不同表现形式，另辟蹊径去评价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生产极其复杂，却往往受历史学家忽略和简化的论述。

是什么促成这次跟CCA的合作？

位于蒙特利尔的CCA在建筑研究、收藏和展览方面，一直是M+的榜样；尤其自2014年起，M+加入国际建筑博物馆联盟（ICAM），而CCA正是其核心成员，双方的交流因此更为密切。在2021年国际建筑博物馆联盟年会（ICAM20），我跟CCA总监Giovanna Borasi同在“Challenging Histories within Architecture and Design（诘问建筑及设计史）”的讨论小组上，她发表了其中心的研究“Centring Africa: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s on Architecture（聚焦非洲：从后殖民观点看建筑）”，而我则讲述M+如何将毛泽东时期中国的作品纳入馆藏，如《漫画》月刊和吴印咸的摄影作品，借以扩阔对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理解，建立更宽广多元的馆藏。 Giovanna和CCA节目副总监Francesco Garutti其后邀请我再谈谈这些作品，并分享M+在这个主题上的策展计划。这次对话开启了日后的多次讨论，最后促成M+跟CCA的合作。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建筑似乎不像是CCA的策展题材，但正如Giovanna在专书序言所述，“何以现代”表现了CCA的志趣，亦即“揭示意识形态、政策与建成环境之间的关系”，并“对不同社会政治背景与地理架构下的现代建筑提出全新的解读方式”，而这也是其过去项目的重心。这次合作让M+有机会向专注于特定领域和着重研究的观众，呈献其馆藏和对中国多元现代性的独特解读。

“传记”一词，意在强调你所形容的“社会文化微观史”。这些历史如何挑战由东与西、资本与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为基础的传统史学观点？

“传记”一词凸显了我们的策展方针并非全面回顾，而是聚焦于有关设计的结构和过程、标准与创意，以及大小不一的城乡环境的重大变化。一般认为，民国时期中国的现代建筑蓬勃发展，但于1949年戛然而止。我们的论述或能揭示此一假设的局限──该假设源自特定的欧美现代主义框架，强调专业独立性、新奇、进步，以及耳熟能详的风格形式，如透明感、流动性、工业物料的运用、极简主义、平屋顶，和对传统形式的扬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至今仍被视为彻底反现代主义，且与极权政策而非民主原则相关。

“社会传记”涵盖建造、使用和介入建筑的各个单位，即政府、官员、建筑师、工人和居住者。因此，以建筑项目的“社会传记”来呈现举国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貌尤为重要；这不仅是由上而下的意识形态现象，更是在日常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过程，蕴含公民的感官经验与创作动力。“何以现代”的案例展现了材料和技术上的创新，以及社会、经济和政治趋向的持续和中断，并揭示东方集团内外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挑战了现时将新中国建筑实践视为铁板一块，且封闭专制的普遍评价。展览并非独厚跟市场经济价值观紧密相关的欧美现代主义，而是在全球语境下探索和理解二十世纪现代建筑，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头三十年的建筑，从而描绘出更为细腻丰富的图景。我们希望所选的案例能呈现不同经济和文化体系的流动与交融，并反映这时期建筑生产的多元性和张力，即自主与管控、匮乏与丰饶、政策与实践、竞争与合作、工艺与标准化，以及国内外关系的相互影响。

除了M+馆藏，你还为展览找来什么珍罕材料？

将一篇论文转化为展览的最大挑战，是寻找可供展示的“物件”。复印杂志图片虽然容易，但要找到可供展出的绘图原稿、照片和模型却相当困难，因为政府机关的档案往往难以取阅，而关于这段时期的建筑纪录大多都不完整。幸运的是，我从张永和保存的档案中，找到了其父亲张开济的作品实体纪录，张开济是中国举足轻重的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主要设计师之一。香港的收藏家张颂仁也有一批令人惊叹的收藏，那是一系列展示北京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建造过程的珍罕照片，以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参赛”设计绘图。

我跟南京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史与理论教授李华的合作，对实现此项目至为关键。李华是长年探究这时期建筑生产的学者，他动用其人脉，接触了1949至1979年间执业的建筑师，如马国馨和朱光亚，而张广源等档案持有人，则提供了有关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海外援助项目的重要资料。谭刚毅领导的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研究团队，提供了昔日三线建设的场地纪录；而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冯江的团队，则重制了广州地标的模型。

更重要的是，李华提议我们走访1949至1979年间设计、至今仍在使用的重要建筑场址，包括杭州花港观鱼公园（1955）、北京首钢集团的钢铁厂（1959）、上海同济大学礼堂（1962）、广州白云山山庄旅舍（1965）和桂林芦笛岩（1975）。“何以现代”不应仅是历史纪录，而应藉由展现这些建筑物和场地的变迁，以及它们今天如何被使用，反映其与当下的连系，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些实地考察决定了我们拍摄和摄录哪些场地，而我们与艺术家王拓因缘际会的相遇，最后促成由他负责其中十个场地的拍摄工作。

艺术家兼录像创作人王拓为展览创作了十段影片，是什么促成此次合作？王拓的影片在展览中的角色为何？

王拓是2023年希克奖得主，故M+团队早已熟悉其作品。但将我引向他的，还是我的视觉艺术同事：他们得知我对1949至1979年间的建筑生产的兴趣后，告诉我王拓的录像作品《痴迷录》（2019）是在福绥境公寓拍摄的。故之后我跟他在北京会面，到访齐家园外交公寓（1971–1973）等建筑，并就项目展开讨论。

其后，CCA和M+了解到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时期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代性的志趣，并意识到在档案纪录以外，以影片演绎这些建筑场地的潜力，于是便决定委约王拓创作。每段影片都是依照展览的主题结构而拍摄的，我非常感激王拓承接这项目。王拓团队，包括电影摄影师梁小光和女主角金晶的刻苦努力，使《园冶与共眠》得以面世。这项目包含十段影片和六个访谈，讲述一名女子走遍中国，考察1949至1979年间建成的建筑，这些场地包括杭州一个广受欢迎的公园、山西农村人民公社旧址、北京旧钢铁厂与集体公寓、上海的大学礼堂、工人宿舍与展览厅、广州水榭与旅舍，和桂林一处风光如画的景点。为了能引发人们反思关于推动力、产业和风格由来以久的问题，所选的场址部分随年月推移，已变得面目全非和破落不堪，却仍继续屹立，且为人使用居住。

故事中，女主角不只发现了官方建筑史中未曾记载的另类意识形态叙事，还揭露了其母亲跟另一个女性之间的爱情故事。录像将建筑历史、身分认同和性小众经验交织，凸显其多元复杂的状况在那个时代如何被模糊。《园冶与共眠》跟档案纪录一同展出，赋予了一种不同而具体的视角去观看这十个场址，而这种视角是难以在档案文件、口述历史和专家分析中觅得的。它将事实与虚构、个人经验与历史并置，揭示毛泽东时期中国建筑生产的张力与层次，以及其影响如何持续形塑当下的集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