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谢淑妮（Shirley）在2019年以展览「谢淑妮：与事者，香港在威尼斯」代表香港参与第58届威尼斯双年展。展览中的装置之一《Playcourt》由多件雕塑组成，意味着一场临时起意的超现实羽毛球赛。此作品的场景源自谢淑妮童年时在香港街头打羽毛球的回忆。我们邀请了艺术家及城市研究学者黄宇轩（Sampson），与她谈谈羽毛球与公共空间。在以下的对谈中，他们从Shirley羽毛球雕塑中的殖民意象，谈到香港的私人空间如何被非正式地转化成公共空间。

Shirley：我想先简单介绍《Playcourt》中羽毛球赛场景的由来。其实制作羽毛球雕塑的意念比将作品布置成羽毛球赛的想法先行。

我的家人是海外华侨，妈妈曾在殖民时代的英属马来亚橡胶园打过工，而她的表姐在移民大溪地后，亦曾种植香草。我心想，将橡胶与香草豆荚这两种殖民地产物结合成羽毛球，于这个代表香港的展览展示，似乎很有意思。后来我更发现，羽毛球其实是源自英属印度的殖民地运动。

而装置中的羽毛球赛场景，则是受威尼斯展览场地的庭院启发。那个庭院令我想起童年时在街头打羽毛球的经历。那时我和哥哥、姐姐在空巷子随手拿来几个垃圾桶充当球网就开始打球。在筹备威尼斯的展览时，能动力与协商是我构思「与事者」这个议题时的中心思想，我想到街头羽毛球正好是一种重夺公共领域的活动，于是便决定不单将羽毛球状的雕塑放进《Playcourt》，还将整个街头羽毛球赛的情景都放进去。

Sampson：说到重思殖民史与殖民性，过去十数年有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就是皇后码头的拆卸。当时抗争者提到保育皇后码头的理据，并不仅因为它在殖民历史中的重要性，还在于其「草根」的特质。它不只是历任港督及皇室成员登岸的地方，亦是市民休憩及举行民众活动的场所，这其实也是一种后殖民的反思。

临近拆卸之时，市民尝试重夺空间，展现码头的公共空间特质。有人正好就拍下示威者和其他市民在码头打羽毛球的情景。他们以打羽毛球的方式去表达这个公共空间是属于他们的，那个场面令我印象深刻。这事件发生时我刚大学本科毕业，它也启发了我日后研究公共空间。

很多人会觉得香港的殖民性体现于我们的管理主义，意思是我们不敢逾矩，会跟随规则走。但后来有些人却觉得香港人对管理主义的反应看似顺从，但未必是被动的，他们也有未被注意到的微细抵抗。那些以在街头打羽毛球的行为来重占公共空间的示威者，令我想起这个说法。

Shirley：我很欣赏人们打破框框，用灵活及富想像力的方法使用空间。可是，这些创意的出现，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没有资源。这就是矛盾所在，空间的不足促使人们运用创意，但若果没有这些问题，他们也就不须去寻找解决办法。

Sampson：这的确是一个两难的局面。例如我有位艺术家朋友，他很喜爱发掘香港城市风景。但后来我访问他，才知道他最初开始四处游走探索，是因为曾经住在「劏房」，没有私人空间。

我前阵子才看到有人在蓝田一片空地打羽毛球，当时风很大，他们看起来有点狼狈。有趣的是，人们为了有打球的空间，会愿意接受伴随在室外打羽毛球而来的挑战，例如是强风。这些挑战亦改变了游戏的玩法。

Shirley：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一个小孩没有试过在室内运动场打羽毛球，他或许会认为风是游戏的一部分，不会觉得这是问题。

Sampson：我同意这一点。对孩子来说，你给他任何东西，他都会有自己一套玩法。 「游玩」其实很有能动性。

香港很多空间都是私人拥有的，在街上打羽毛球这个行为，亦体现了人们对公共空间的理解。他们觉得公共空间并不是谁给予的，重点不在于拥有权在谁手上，而是他们能不能赋予这个地方公共性。香港的商场就是例子之一。商场固然是私人地方，但去年在社会运动期间，市民常常会聚集在商场唱歌。此举改变了商场原本的用途，将商场暂时变成了公共空间。

另一个例子是被称为「西环码头」的地方。这地方原来叫西区公众货物装卸区，原本不是公共空间。但是，因为太多街坊到那里休憩，码头的拥有人看来又不介意人们使用，这个地点慢慢就变成了重要的公共空间。后来，愈来愈多不住在这区的人也闻风而至，这个码头更有了「Instagram Pier」的称号。这说明了私人拥有的地方，也可在特定条件下带有公共性。很多时候，只要我们很关注一个地方、以特定方法介入一处地方，这个地方就变成了我们的。

Shirley： 「拥有权」是「持份者理论」中一个重要概念。譬如说，如果我们意识到周遭的空气是所有人共有的，那我们的关心和关注就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对污染者和纵容污染者的机构施加压力不是干预，而是关心属于我们的东西天经地义的行为。在香港，可能因为土地全属政府拥有，人们向来不太顾及拥有权的问题。只要有若干人持之以恒地在某个地方进行活动，那个地方就被赋予「公共」的状态。

Sampson：我留意到《Playcourt》中的拟人雕塑，很多都用三脚架和乐谱架等支撑，还用了沙包来固定。这令我想起在香港街头推销宽频的人。他们会用沙包和胶索带等工具，将「易拉架」等宣传物件固定在地上或栏杆上，强调那个空间是属于他的。装置中的雕塑令我联想起街上派传单、推销宽频，甚或是停留的路人。这些雕塑的意念是如何发展出来的？

Shirley：那要追溯到我上一个在洛杉矶的个人展览「Lift Me Up So I Can See Better」。该展览的灵感来自《快乐王子》的故事。故事主角一直在皇宫内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直至死后被做成高耸的石像，才初次看到皇宫外的人间疾苦。这启发了我在展览中探讨不同的观看角度。当人身处不同位置，看到的世界也可能完全两样，于是我运用三脚架可伸缩的特质，创作了一系列可调节高度的雕塑。而在创作《Playcourt》时，我就想到用雕塑来充当羽毛球网。既然垃圾桶可以充当球网，雕塑为何不可以？

Sampson：这些雕塑就好像不同的人，有种「众生相」的感觉。标准羽毛球赛一般只有两个或四个人参加，但在街上打球就可以随意加减人数，十个人一起打也可以。

Shirley：说到「众生相」，其实Christina（李绮敏，客席策展人）也问过类似的问题。她问我：「这些拟人的雕塑，到底是打羽毛球的人，还是其他角色？」我会形容这些是视觉上的羽毛球网（optical net）。球网不一定是编织而成，只要打球的人知道参照的是什么，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球网。那么，这些雕塑到底是主体还是客体呢？我的答案是「两者都是」。它一方面可充当球网，可被视为客体；另一方面又看似一个人，可以是主体。因此，这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观者可以自行想像。

当提起雕塑，人们通常会想到是一件实际存在的「东西」。但在我而言，当中重点并不只在于那件雕塑的实体，更在于雕塑与观者的关系。当观者亲身体验作品时，他们会四处走动，从不同角度发掘作品的不同面貌。即使一件雕塑完全对称，他们亦会在观看时发现原来这件雕塑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样的，发现它是对称的。其实公共空间亦是同样道理，也许正如你所说，重点不在拥有权，而是人们与它的关系，以及他们使用空间的方式。

Sampson： 《Playcourt》中的长椅亦给我亲切的感觉。过去我常常在球场看到这些长椅，但现在这些长椅已愈来愈少见，我很高兴有人还记得它们。这种长椅其实并不好坐，但我却想起很多关于它的回忆。

Shirley：这是运动场内最简单的座椅，也许它的设计并非用来让人们久坐，一场球赛大概也是一小时左右。

Sampson：其实香港很少人会在球场看人打球，通常都是坐在看台上做自己的事。我很喜欢去修顿球场，看看人们在做什么。而《Playcourt》内的雕塑好像也是这样，它们是其中的一分子，但却各自为政。公共空间的众生相就是这样的一回事。

Shirley：公共空间担当着促进者的角色，促成人们做某些事。它们有其特定用途，但人们是否要跟随规则使用，那就是他们的决定了。就像球场内那些让人坐着看球赛的长椅。这又呼应了「与事者」的概念，一个人要有能动性，对规则要抱持审视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