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野主义（Brutalism）是1950年代于英国兴起的建筑风格，其建筑特色为外露的清水混凝土和鲜明的几何结构。粗野主义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间变得普及，遍见于全球──包括香港。

如今，许多粗野主义建筑因清拆或重建，面临可能就此湮没消亡的险境。有见及此，策展人兼建筑评论家Oliver Elser开展了「SOS Brutalism」计划，借数据库和推广活动，令大众更加关注「为人所热爱的混凝土巨兽」。 Elser以2019年度「M+ / Design Trust 研究资助计划」研究学人的身分，探索粗野主义在香港建筑的体现与演变。以下，我们邀请他分享研究中一些精彩发现。

重新审视粗野主义建筑为何迫切？这样做又为何重要？

1945年后可称为全球建筑发展的全盛时期，而世界各地建于此年代的建筑正大受威胁，尤其是粗野主义建筑物，它们在建造当年已遭贬称为「粗野巨兽」。然而，粗野主义建筑物约于2010年开始成为学术界和社交媒体的焦点，这种突如其来关注源自人们对其背后政治历史的兴趣与日俱增。在全球许多地区，粗野主义是与社会整体进步、民主化以及因教育体系扩大而造就的机会平等并行发展。

不过，学者普遍从北美、欧洲和日本的视角出发，令真正放眼全球的研究进路一直付之阙如。

为拓宽视角，德国建筑博物馆与民间文化保育基金会Wüstenrot Foundation合作，探索亚洲、中东和非洲的论述。我们一同推出的计划名为「SOS Brutalism──拯救混凝土巨兽」，内容包括书籍、展览、社交媒体活动和全面的网上资料库，就全球各地「濒临绝种」的粗野主义建筑物数量，提供广阔的经验数据。目前资料库载有2,038座建筑物的资料，当中209座列入「红色名单」，代表它们临近被拆卸或改建至面目全非的危机。

「SOS Brutalism」如何拓阔对粗野主义建筑的定义？

「粗野主义」一词由英国建筑师Alison Smithson和Peter Smithson于1953年所创，再由建筑史学家Reyner Banham加以发扬推广。Smithson夫妇原本并非对特定建筑形式或某类建筑物料如清水混凝土特别感兴趣，而是着重于一种崭新、直接的手法来探索建筑设计，他们宣称：「我们在意的是看到物料的本来面目──木的木质、沙的沙感。」

Reyner Banham一开始谈论的也不是清水混凝土，而是将粗野主义与原始艺术（Art Brut）作类比，「原始艺术」意指于学术传统以外创作的艺术。他在〈The New Brutalism〉一文中列出三项准则，作为粗野主义的伦理原则，分别是：形象令人难忘、结构清晰展现、珍视物料原貌。

那么，粗犷主义建筑现在被普遍定义为「混凝土结构外露的建筑」，是错误诠释还是过于简单化？

被奉为现代建筑先锋的法籍瑞士建筑师柯比意在他设计的马赛公寓（1947–1952）中，首次没有在建筑物混凝土表面上髹漆或作打磨修饰。他形容这种新的处理方式为「béton brut」；「béton」意指混凝土，「brut」意指干、原始和不加修饰，呼应一种名为「brut」的干香槟。

自1960年代中，这些上重下轻、类似柯比意马赛公寓，但又远不同于Smithson夫妇所指的干型无修饰建筑的「粗野巨兽」建筑群，出现于各个实行不同政治体制的地方；这些建筑群就是「SOS Brutalism」计划的起点。

要将这些「巨兽」纳入固有的粗野主义定义中，就必须在Banham提出的三项准则之上加入第四项。我们称之为「夸饰」，所指的是建筑物自身表现的恣肆奔放和豪迈特质。

你在香港研究粗野主义建筑的观察所得，有否令你对这些建筑的初始印象和粗野主义的定义更加巩固或有所改变？

建筑学者韩曼为「SOS Brutalism」展览目录所撰的文章中谈到香港数座重要的建筑物，我在成为「M+ / Design Trust 研究资助计划」研究学人前读过，并对此尤感兴趣。而我进行此研究计划期间，得以亲身视察并重新审视这些建筑物。更重要的是，我在过程中发现更多不符合典型粗野主义标准，却与粗野主义互相呼应的例子。这令我思考其他建筑设计元素渗入粗野主义手法的原因，例如是香港建筑师对传统中式建筑的固有观念，或者受到着重参考和重释历史先例的后现代建筑风格的影响。

很多人视王泽生的住宅为香港粗野主义之始。王泽生与其合伙人伍振民属香港大学建筑系最早期的毕业生；两人在1955年毕业，后来合组事务所，即现今的王欧阳（香港）有限公司。

王泽生住宅是一个盒状混凝土结构，附有宽阔的悬伸部分。若细看M+藏品系列中的图则，可见一项令人意外的细节：根据原本的构想，混凝土护墙表面会铺上瓷砖，直至设计后期仍是如此打算；弃用瓷砖看来是最后一刻才决定的，尽管已获许可，护墙表面还是没有铺上瓷砖。

那么我们应否视王泽生住宅为一个巧合而成的粗野主义杰作？决定不在墙面铺砖可能有几个原因，这或许是故意不向建筑当局透露混凝土表面会外露的计划，或是建筑师不肯定混凝土施工完成后的效果是否理想，故保留铺砖为后备方案，以便一旦承建商未能达到预期结果时可以采用。此后不久，香港出现一系列同类建筑，再也不见上述「后备方案」。话虽如此，王泽生的谨慎之举，无损这座建筑的重要地位。

在中文大学的例子中，令我最感意外的是创校缘起及其设计中心意念背后的政治原因。中文大学创立于1963年，由三间书院合并而成，其取向深受创校成员和英美大学及机构的支持所影响，创校成员包括反共新儒家学者和基督新教徒，私人资助则包括反共立场鲜明的出版人路思义及其家族。

位于沙田的中大校园以崇基学院为基础开始发展，参与兴建崇基学院的建筑师为范文照、周耀年和李礼芝。 1963年，司徒惠以工程师兼建筑师身分加入中大校园的发展。在他的指导下，崇基学院旁的山丘开辟成多个阶地。在他的指导下，崇基学院旁的山丘开辟成多个阶地。科学馆展现了各种混凝土施工工艺，其悬臂式结构的演讲厅被司徒惠称为「蘑菇」，他甚至解释这神来之笔般的设计旨在「为学生创造畅通无阻的空间」。

这所在当时新建成的大学，本身就可视为一个「畅通无阻的空间」，让当时说中文的学生能于中国大陆以外接受高等教育。在反共的创校背景下，「畅通无阻的空间」可理解为「自由与民主」──在建筑上和政治上亦然；其校园总纲规划亦可诠释为一个政治隐喻，这相比其他国家的校园设计尤其明显。

美国和德国的校园因过度使用预制元素，削弱了建筑物的个性和创意。反之，司徒惠在中文大学巧妙地组合风格各具特色的建筑物，令整体设计不致单调。

中文大学校园山脚有一座建筑特别值得留意。众志堂学生活动中心呈现非比寻常的「A」字形结构。在彩色旧照片中，模板刻印于混凝土梁的纹理令它看来像是木制。

众志堂以混凝土取代木材有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力量，以一种崭新方式展现传统建筑手法。这种手法有如丹下健三设计的香川县厅舍，他同样以混凝土模仿木材，传统与现代的面貌兼而有之。

我们现在转而看看另一座也是结合传统与现代的同时期建筑，那就是同样出自司徒惠之手的香港大学柏立基学院。它与众志堂一样，看来是模仿中式传统建筑的木结构，却用混凝土和砖建成。尽管它算不上是粗野主义建筑，但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那时香港的建筑师采用了哪些新的建筑取态？

司徒惠在1966年「为从事东方研究的访问学人」设计了这所学院，期间他亦在构思中文大学校园的总纲规划。他在同一时间将两种不同的设计手法应用在两个项目，我们从中可总结出什么？

有人或许会轻忽地下定论，认为香港的粗野主义只不过在迎合国际潮流。但我却觉得情况更为复杂，不只要考虑建筑物外观是否符合粗野主义定义。我觉得，香港及邻近地区的建筑物从来不像欧美建筑物那样具有意识形态色彩，而我明确地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此，我们在研究司徒惠的粗野主义建筑时，柏立基学院是他「另辟蹊径」的重要实例。

何韬设计的圣士提反书院明显流露出粗野主义美学，因此获纳入「SOS Brutalism」资料库。我到赤柱校址视察时发掘了更多关于这座建筑物的细节，或许更发现了设计背后的理念。邓肇坚堂保存状态之佳，令我大感意外。这体育馆内的正面墙身，仿佛以纹理特别粗糙的模板浇注塑形而成，那看来是「夸饰」手法的显现，因为建筑物的其他地方并没有模塑出如此粗糙的墙面。

体育馆的外墙呈倾斜状是出于气候的考虑。香港日间太阳高照，斜墙令阳光不能直透窗口照入室内，而是反射出去。这样，体育馆便不受阳光曝晒，在一天中有更长时间可供使用。

在何韬所绘制的圣士提反书院透视图中，可见课室大楼设深长的绿化植栽阳台，以遮挡阳光直射室内。这是一片近乎田园景象，让混凝土融入风景之中。在香港这个人口极为稠密的环境，能与自然建立如此密切关系是无上奢侈。可惜我到访之时，课室前种植用的阳台空空如也，不过仍有遮荫的功能。

荃湾华人永远坟场灵灰阁可说是我在香港首次接触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灵灰阁与中文大学众志堂一样，出自建筑师刘荣广和伍振民之手。其外型活像一艘战舰，假如灵灰阁表面沿用灰色清水混凝土，而非铺上白色瓷砖，就毫无疑问属粗野主义建筑了。

灵灰阁于1988年荣获香港建筑师学会年奖，评判称赞设计「保留了中式建筑传统精髓」。然而，这座建筑并无如香港大学柏立基学院那种一眼看出的传统特色。我认为它的「传统」是经融会贯通的。

这项建筑物如此间接地呼应历史建筑，令我联想起后现代主义。粗野主义往往被诠释为现代主义最后一脉，但这只说了事实的一半。有些粗野主义巨兽已开始回应后现代主义对指涉历史和结合文化象征符号的渴望。在我看来，这种「粗犷胆识」与历史的结合是香港建筑一项独特的贡献，从中可见粗野主义在不同时间和地域展现的多元面貌。

我将香港赛马会沙田会所纳入本文，是因为它的外貌既看来符合但又同时违反我对粗野主义建筑物的期望。位于沙田马场赛道旁，这座会员专用会所相应地使用低调的灰色。虽然建筑物看似是用巨型混凝土镶板建造，其外墙其实是用灰色灰泥抹成的。

这座建筑最初是由Prescott Stutely Design Group设计，后来由构思设计集团接手，结构恍如大型的混凝土雕塑，这座建筑物的构成部件形态粗壮，具有粗野主义「藻饰风格巨兽形态」的特点。建筑师之一David Cilley透露，建筑的金字塔形态是为了让平台能容纳尽量多的座位而设计，不过他就记不起为何选用岩石般的外墙质感和令人望而却步的入口设计。不过，这座建筑的室内并没有那么封闭和令人生畏，入口上方甚至有宽敞的大堂。

「SOS Brutalism」最初是一项保育建筑的公众活动，后来发展为从粗野主义视角探讨跨国建筑历史。你在香港的研究，是否有提出对建筑史所涵盖内容局限的疑问？

如你所见，我尝试理解香港一些大相径庭的建筑物。它们提醒了我们：建筑发展不是直线而行的，其历史亦不能明确地以不同风格和时代区分。粗野主义能体现于建筑师以不同形式运用清水混凝土的众多作品，例如1960年代司徒惠为中文大学设计的多幢建筑物；到1980年代，香港的建筑物借着间接引用「传统元素」，过渡到后现代主义的设计，例如是荃湾华人永远坟场的灵灰阁。粗野主义美学常与大学和学校等促进社会平等的建筑有所关联，但同时亦为精英阶层建筑所用；即使是会员非富则贵的香港赛马会沙田会所，亦是隐藏于一座「巨兽」建筑之内。

将本地现象放在全球脉络看，从来都会有收获的。最好的情况是能扩大界定标准的涵盖范围，令人注意原本会被建筑史忽视的建筑物。然而，不断扩阔的视角或令人察觉不到「粗野主义」的定义有流于含糊甚至武断之弊。粗野主义建筑物孕育于特定的环境，出现在全球各地，见于各种政治体制。你甚至可以问「粗野主义」一词应否弃用，因为它所指的建筑物是如此多元。

我认为，即使「粗野主义」如此多元，它仍能充分地描述「brut」的取态：直接、原始、不加修饰，即使粗野主义建筑正临消失之虞，我仍能看到这种取态的前景，它并非纯粹是历史上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