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郑马乐的作品《裂褶菌的二万三千种性别及其他故事》（2026）带我们进入那些自现代思潮发端之初，便深受的领域──自然与科技、世界及其表象、艺术与科学，以及身体与思想在其中互相交织。

1950年代的控制论诞生于冷战时期，推动其发展的理念认为如此复杂的关系可透过电脑运算来控制。然而，现今世界的多重危机已足证这种“工具理性”的局限。不过，人工智能的兴起重新点燃控制论科技官僚主义掌控世界的旧梦。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要思考的是如何想像出不基于榨取资源、剥削他人和排斥异己的后控制论方式，让人类与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得以共存。艺术可扮演什么角色，来实现这种共存形态？

虽然，现代性的理论和科技工具显然不能克服现代社会带来的重重困境，^[1]浪漫主义的想法似乎在多元宇宙和非人类世界等的讨论中重新浮现，例如渴望与世界建立整体性关系、对沉浸式体验大自然的向往，以及批判现代理性方式且转而崇尚精神灵性。

而我们不应把这些浪漫主义观念的回归仅仅视为倒退。正如狄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所说：“只要被功利主义扭曲的进步对世界持续施暴，尽管有许多反面证据，人们还是无法完全消除这一观念，即那些落后的过时事物要好得多，有人情味得多”。^[2]

那么，当前的考验，就是将“自然美”这个旧观念改造成一个批判概念，应用于日益被数码科技渗透的世界中。在后控制论时代，自然美的决定因素有哪些？

对同类问题的思考，亦可见于许煜的著作《艺术与宇宙技术》（2021）和郑马乐的这件作品之中。

此等探究的主要起点在于对自然的后人类主义理解，这一观点由布鲁诺．拉图（Bruno Latour）、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和一些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家发展而成，即自然并未被视为科技现代性纯洁无辜的他者，而这一陈词滥调已被早期浪漫主义者排拒。正如罗安清（Anna Lowenhaupt Tsing）在其著名的民族志研究《在世界尽头遇到松茸》（2015）中所精彩论证的，诸如松茸等生物，每每与科技、社会、经济活动互相交织；同样，郑马乐借其艺术研究与之建立亲缘关系的大屿山蘑菇，就像香港的摩天大厦，或者在数码网络流转的一串串数据，亦属于后控制论环境的一部分。

此外，许煜强调，若要为自然与科技的相互关系想像出一种非剥削式的形态，那么由西方主导的技术批判就必须走向多元化。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不一定与整体、形态多元的世界建构方式相对立。

然而，人工智能不容小觑，亦不应高估。从郑马乐的创作可见，现有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并不能充分掌握真菌物种之多元，更遑论它们与科技生态环境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这主要是因为训练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的数据库，反映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过时世界观。

不仅如此，训练人工智能的数据库，复制十九世纪男权制度与和殖民主义中的“上帝视角”思维逻辑，即妄图透过一个僵硬的分类体系，记录和再现世界的全貌。^[3] 正是这份重拾对可计算性和再现的信念，埋藏着真正危险的倒退。

先不论每个分类范畴都被权力关系渗透的事实，人工智能忽略了人类经验的根本维度，而它们对重塑我们与科技和自然的关系至关重要。正如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在《知觉现象学》（1962）中借鉴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提出的“此在”（Dasein）概念所阐明的，人“在世界中的具身存在”是不可被简化成辨识与分类的行为。与之相反，它是建基于一种隐性、无法完全代码化的身体知识之上。这种知识受两重情境影响：首先，它透过人与现有社会和物质世界重复互动发展而成；其次，这些知识可视乎个别情境的具体需要而被调动起来。因此，具身的世界体验唯有在真正递归性的层面上，才有类似于控制论的反馈回路，但它绝对无法被转化为明确无误的公式。^[4]

假如人工智能（或其他科技工具）连人类感知机制也未能全盘复制，那又将如何呈现真菌所展现的各种知识和相互作用呢？^[5] 任何企图为非人类世界营造一个“更全面”的表象之举，将注定失败。人工智能无论发展到多么精密，依然要倚赖形式化的表达方式与运算，根本而言，就是倚赖数字代码。幸好，“物自身”依然是一个谜。^[6]

这把我们带回“自然美”及有关形式的关键问题。由于其建基于概率的逻辑，AI生成的图像倾向于呈现出最有可能的结果。然而，无论其表面多么精美，它们终究趋向一套狭窄且高度偏颇的范畴，形成易于识别的形状与形象。与其说形式被简化了，不如说它变得可预测。

因此，人工智能无法生成严格哲学意义上的“美学形式”。对阿多诺而言，美学形式与预期相反。美学创作恰恰包含把社会现有的素材、符号与形式从其日常脉络中提取出来，并以特定方式将它们联系起来，以至于，一些“非同一事物”从其星群般的网络中显现，并无法被纳入特定历史时刻之固有的概念、交流形式或文化技巧。^[7]

同样，阿多诺所提出的“自然美”概念，所指的并非一些可视作“美丽风景”的事物，而是一些我们在感知与概念上始终难以触及之事的显现。因此，以艺术介入特定历史时刻的科技生态环境，其目的绝不是透过自然主义方式来重现自然环境。反而，借彻底改变、重构历来既有的艺术方式，恰恰让逃逸于“工具理性”掌控之外的自然时点显现出来。^[8]

许煜亦提及人工智能在认识论层面上的局限性：“在艺术与哲学世界，未知是智能的对象，亦是令此等智能得以发展的条件。这正是为人类执行运算任务的一部智能机器，与以未知作为探究主题的另一种智能之间，存在的重要区别”。^[9] 照此来看，艺术的一个关键任务，将是改变科技本身。因此，后控制论的自然美学面临一个相悖的挑战──运用人工智能，把不可划一的、无法获取的，以及未知的事物显现出来。

然而，这只有透过刻意的介入，方能实现：例如，为训练人工智能模型的另类数据库，而参考现象学、（后）现象学、新唯物主义和宇宙技术论洞见。在这个基础上，人工智能或许能学会生成具有美学意义的图像，即脱离幼稚的表象主义、并开拓诗意的联想、空隙与留白的图像。

郑马乐专门制作的人工智能模型，旨在让科学与非人类主体、科技、与诗意形成一种新浪漫主义式的融合，而不求将这些转瞬即逝的关系，固定为可供辨认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