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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24日 / 马唯中、董阳孜

文字艺术与东方哲学:与董阳孜对谈

横向照片中可见一个宽敞的室内空间,当中可见两根巨形混凝土柱子,柱子分别位于照片的左半及右半,形成对称的构图。柱子顶部挂上白底黑字的书法作品,左方作品写着「天行健」,右方作品只见其局部,只有一个「道」字清晰可见。整个空间的天花板和地面都由混凝土造成,画面左右两边均有从天窗透进室内的阳光。两根柱子前方各有一名观众,正在观赏作品。画面中央远处有一个模糊的人影。

「M+委约新作:董阳孜」的现场照片

M+为迎接博物馆于2021年的开幕,委约董阳孜为地下大堂的公共空间创作五件大型书法作品,意在表现凝聚东方文化精髓的水墨艺术之魅力,也为让观众了解到文字艺术在M+研究亚洲视觉文化脉络中的重要性。董阳孜生于1942年,自小习书法, 曾于台湾及美国研习油画,艺术学养融贯东西。她自1970年代起便以独特的个人风格,将书法融入当代艺术和大众文化的范畴。 M+水墨策展人马唯中在本馆开幕前,就这五幅新作与艺术家进行对谈,论及她多年以来的创作哲学和方法。

马唯中(以下简称马):我记得老师2019年7月接受了我们的邀约之后,10月就来博物馆大楼的工地看场地。能否讲讲回到台湾后您是如何构思作品的?

董阳孜(以下简称董):当时你给了我两条柱子,我就说,怎么不是一道墙。柱子怎么来做作品?这当然是靠艺术家了。不知道你们怎么看我的作品,我自己觉得非我莫属了。我从来没在柱子上做过作品,就尽自己的能力接受挑战。所以我接下去就是根据你的题目一步一步做出来。

地下大堂这两条柱子的四面各对着一个入口,而门口跟柱子是有距离的,我假如写小字,你远看什么也没看到,那我在两个柱子四面,就要面面俱到。本来观赏作品是把视线往后退的,我就要以字体的线条,在观众走进来的时候把他们的目光都拉过去,要看清楚就走到柱子前。

横向照片中可见一个宽敞的室内空间,画面中央有一根巨形混凝土柱子,柱子顶部有一幅白底黑字的书法作品,写着「日新」两个字。室内的天花板和地面都由混凝土造成,地面的混凝土有着木板的纹理。画面左方有一个柜台,柜台之上挂了多盏吊灯,其半透明灯罩的形状恍如香港街市的传统红色塑胶圆形灯罩。柜台后方可见三个小萤幕,小萤幕显示着博物馆的名字,上方较大的萤幕中则可见一些黑色线条在白色背景中。画面右方有另一根柱子被萤幕包围,在黑色背景中显示着密密麻麻的蓝白色文字。

从艺术广场入口走进M+,从远处已看到《日新》

假如两条柱子做的一样,人家不以为是对联?所以我要做一根柱子的四面写不同的句子,另一根就一个句子环绕。我要用一句话把四面连起来,人家才知道这是一件作品。但这才是真正的挑战。《易经》是我们华人世界都知道的哲理:怎么做人?怎么处事?这些句子很多人都知道,但还是要常常提醒一下。

马:您本来是想要写诗句的,那为什么后来从《易经》中选句?

董:我想写新诗,后来我觉得问题大了,因为我不熟悉。

马:您本来要写余光中老师的。

董:对对对,虽然余先生我是很熟,但是因为你们在香港啊,诗什么样恰当我不熟。贵馆成立以后是世界性的,当然希望各界都能进来。我觉得在这一个当代的美术馆里头,假如要传承,东方哲学尤其适合,所以不瞒你说,我《老子》、《庄子》都翻了,最后决定用《易经》。我选了字句以后也约了石守谦老师出来,他给我作一个整体考量,他说这几个句子很好,就开始做了。

马:您本来选的是「天行健」、「日新」,还有「时行则行」、「变则通」。后来您改成「见机而作」和「乐天知命」,这也是跟石老师讨论的结果吗?还是您自己决定?

四幅直幅书法作品均以黑墨写在白色纸张上,从左到右,分别写着「天行健」、「日新」、「见机而作」和「乐天知命」。作品中的文字略为潦草,但大部分文字清晰可读。每件作品左方都有两个细小的红色钤印。

左起:《天行健》、《日新》、《见机而作》、《乐天知命》,2020年,水墨纸本,各360 厘米 x 194 厘米

董:我自己决定的。我本来要写这么多,当然其中有考虑到有的字重叠,「时行则行」,你看有这么多「行」,意思也差不多,那么我就改了,完全是我决定了才找石老师。 「天行健」、「日新」、「见机而作」、「乐天知命」各占柱子的一面,而「何天之衢,道大行也」则环绕另一条柱子。「天行健」告诉你天在运行,「何天之衢,道大行也」、「乐天知命」、「见机而作」,我们跟着它一起世界就和平了;「日新」是预期每天要过新的生活。你每天都不一样,为什么?就是你每天都接触不一样的东西。你的概念一直在换新。你随时学习,也在改变你自己。那不是很好吗?

马:是的。您的作品尺寸都很大,这次也不例外,能不能具体讲讲您是怎么写的?我记得「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您写了十三遍?

董:我都没做纪录,这十三遍怎么写的?我告诉你,我不可能分段写,我是一口气写,可是怎么写这么大一口气?你想想看,它柱子一面差不多等于三尺乘六尺,跟我家工作台的纵宽刚好一样。我只能把一个「何」字写出来,写完了以后,我就把纸拖到卧房的床旁边去晾干,然后又拿电风扇把底下的垫儿吹干,再把其他几张整个移过来。早上写完了要到下午才干,门口客厅都在晾我的字。我自嘲我是家庭主妇,什么事都在家里发生。一空闲下来,我就去看厨房炖的汤有没有焦掉。我就是这样把它做出来,一个人完成。

所以写十三遍你就可以知道我这当中一直在修正。可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不可能拿炭笔写一下再想,没这事儿。这就是我的草稿,我把它放在旁边,大致看一下,就定位了。所以每次写完,每次不一样。我的墙宽五、六尺多一点,我只能钉在墙上等干了以后,用细铁丝把它拉下来,拼起来稍微看一下。就是凭我自己长期训练的眼光,如果觉得不对就重写,没问题的话我就定稿了。那你问我,怎么知道自己做完了?写完了就做完了。

横幅书法草图上,可见写在白色纸张上的黑色汉字。白色纸张上有幼细的直线,分别是黑色和红色的。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的草稿,20 厘米 x 55 厘米,© 董阳孜;相片由自在工作室及诚品画廊提供

横幅书法作品中,可见「何天之衢道大行也」八个字从右到左写在白纸上。文字略为潦草,但大部分文字仍然可读。文字的线条粗细不一。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2020年,水墨纸本,360 厘米 x 1037 厘米

马:老师幼年就习书法,后来又到美国学油画,哪些艺术家对您的影响最大?您怎么将您所体会到油画的优点融入到书法中?您现在还会看帖子吗?

董:我们艺术史讲到书法的时候,就很难形容它是什么。书法像音乐,这个线条给我很大的刺激。我从西方回来要创作的时候,我发现西方的影响太深了,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要有自信,所以我在挑战我自己。文字的线条,就是书法的线条,你没有的,我来做给你看。这是我们的文字,有没有艺术性?绝对有艺术性。有没有功能性?绝对有功能性。那你说我没有色彩吗?当然有,在你们委约的这几张里头我都是用浓墨,墨里头还是有分层深浅的,深浅还是有很多花样,有的是焦墨、有的是湿墨、还有黑白。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天灾人祸造成我们对自己文化的遗忘。我假如不从西方世界回来,我相信我做不了这个。西方油画最重视构图扎不扎实。你问我最爱的西方画家,我爱马蒂斯。东方的艺术家、书法家,每个都是老师。但是启蒙是颜真卿。我到台湾的时候是小学四年级,没有玩具,只能在家里、防空洞跑来跑去。我爸爸要我安静点儿,就给我颜真卿。这就是个性使然,我可以坐在那边研墨,而且写字一、两个小时,乐此不疲。除了颜真卿,苏东坡柳公权褚遂良都有他自己的个性。我常常举一个例子,你写「一」,我写「一」,每个「一」都不一样,为什么?个性所使然。为什么我们从小要写字?就是把你的野性要收敛一点,学规矩啊。那老了没事儿了,你写写毛笔也修心养性,消磨时间,不是很好吗?这些前辈书法家留下来帖有多少啊!我有空的时候拿帖来翻翻,这里翻翻,那里翻翻。这一笔就可以让我想到可以怎么来用它。

展览空间中有一幅巨型长方形水墨作品,以黑色水墨写上汉字。汉字的大小不一,线条亦有不同粗幼,风格奔放。作品右上角和右下角有细小的红色钤印。

董阳孜的《昂昂若千里之驹 泛泛若水中之凫》展出于马唯中策划的展览「似重若轻:M+水墨藏品」(M+展亭,2017),© 董阳孜;图片:M+,香港

马:您说您在思考构图的时候,会翻以前的书帖找灵感,看这些线条怎么摆、怎么写,同时也在想西方绘画所用的构图方式,所以其实它们在您的脑子里都是融合在一起的吗?

董:无论写什么,我都会先做草稿,这是随年龄增长养成的习惯。举个例子,我收到委约,我会问是直的还是横的,还要问从左到右,还是右到左。我脑子里已经拿了铅笔、原子笔上班了,拿张纸条我就画起来,这是一个即时的反应。写不出来,就表示草稿不对,重新再起草。我最记得老朋友汉宝德说:「我实在不知道你怎么写,我念不出来。」因为这一点我跳过去了那边,那一撇跳来了这边,我把它整个解构了,变成艺术品。你不能问艺术家你这笔在哪里?就靠你自己读吧,底下都有题目标签,你仔细看,所有的字我都有交代。我不是仓颉,能够发明字。假如写得很抽象,人家看不懂就走过了,对不对?你们的作品我为什么只用了楷书跟行书,因为我没办法太草,我希望找到共鸣的人。我对这点自己还放不开,一方面我自己能力不太够,另一方面我还在寻求沟通的对象。

马:所以您的作品是很有社会参与性,像您说要跟公众沟通,所以不是单向性、怡情养性写这些句子勉励自己,而是期盼跟观众共鸣,或者是互勉、传达讯息。这也是委约作品本身的要求。是吧?

董:对对对,这就是功能性。

横向照片中可见一个宽敞的室内空间,当中可见两根巨形的四方形混凝土柱子。照片从右侧拍摄,可见柱子四个表面的其中两面。左方柱子两面的顶部都挂上白底黑字的书法作品,分别写着「天行健」和「乐天知命」;右方柱子顶部被一件作品围绕,照片中只见其局部,从右到左可见「之衢道」三个字。整个空间的天花板和地面都由混凝土造成,画面右方是贯穿几个楼层的中庭,可见较高楼层的展厅门口和其上方的天窗。两根柱子前方各有一位观众,正在观赏作品。画面左方远处有一个柜台,柜台上方有几盏形如香港街市传统红色圆形塑胶灯罩的吊灯。

「M+委约新作:董阳孜」的现场照片

马:您刚刚提到这次都用的是浓墨。那笔呢,您的笔这次有跟平常不一样的呢,还是用平常的笔?您介绍一下平常用什么笔好了。

董:没有不一样,但印象中我为了这个去买了新笔,因为我的大笔啊,有的太大。我曾经记得我做八屏的时候,做到最后几支笔都坏掉了,我曾经让我在上海的姐姐去订做,没想到订来的笔重得不得了,提都不能提。后来我在台北就找到一个笔。

马:您是用狼毫还是羊毫?

董:羊毫。羊毫那个毛都掉得很快。

马:为什么偏好羊毫呢?

董:羊毫变化多。我从小都没过用过狼毫,因为狼毫很有个性,一笔下去,它很硬,比较有弹性,它自己会发挥,可是羊毫,你要控制它。所以我从前展览的时候,有时候多写两遍,毛笔罢工,笔尖拉不出来了,我就知道自己该休息一下。所以羊毫的笔锋有中锋,当然你说狼毫的中锋更容易使力,因为它有功能性,但我从小被教导都是用羊毫。我一路用羊毫到现在,有传统的书法家专门用狼毫写字也写得很好,就是个人习惯。这么大的毛笔里头绝对不是纯羊毫。羊毫里头也是要加一些狼毫,不然太软了。所以你在乎吗?只要把字写好就好了。

照片中可见一个身穿黑色短袖上衣及黑色长裤的短发女人的正面。她站在铺于地上的纸低头写字,颈上围着白色毛巾,右手拿着巨大毛笔,左手则拿着装着墨水的容器。她正写着一撇,字体巨大得看不清是什么字。

董阳孜提着大笔,运用全身动作来写书法,摄于2006年。图片:© 刘振祥

马:那这个笔是特定制作的吗?

董:没有,我这个人很随和,我从来不会特定纸头,也不会特定毛笔。最后我实在买不到了,才叫我姐姐特定的,最后放在那里没有用。所以我买毛笔是随缘,看到了我就买。

马:那还蛮特别的,我想您可以让任何笔都发挥到您想要的地方。如果说西方观众或者不读中文的观众,他们没有办法去体会这个功能性,因为他不晓得字什么意思,需要去看那个标签、题目才大概知道,所以在体验上会有一点落差。那您通常都怎么跟不读中文的观众解释,他要怎么去欣赏您的作品?

董:就是线条。前几年,我接到一个买了我作品的人从意大利打来的电话,他说:「作品中的线条吸引了我,我不知道字在说什么,但它的线条很charming。」他发现了这些字的意思之后,更喜欢了。

马:您觉得汉字在当今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对您的意义是什么?

董:这是人家告诉我,笼统地算全世界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汉人,所以这个汉文重不重要?重要。而且汉字它本身是有意义的,不是字母拼出来的。

马:那尤其在我们这个视觉文化博物馆里面,能看到文字的地位跟意义,其实也是重要的,因为它有功能性,也有视觉性,就是它的艺术性,所以您的字在这个空间里面其实提醒了我们,不管是博物馆的同事也好,观众也好,文字本身就有重要意义。这次就把文字的艺术性跟您要传达的哲学性,都融合在一个看起来很工业性的空间里面。

横向照片中可见一个宽敞的室内空间,当中可见两根巨形四方形混凝土柱子。照片从左侧拍摄,可见柱子四个表面的其中两面。左方柱子两面的顶部都挂上白底黑字的书法作品,分别写着「日新」和「天行健」;右方柱子顶部被一件作品围绕,照片中只见其局部,从右到左可见「道大行也」四个字。整个空间的天花板和地面都由混凝土造成,柱子后方可见黑色栏杆和远处的建筑物大门。

「M+委约新作:董阳孜」的现场照片

董:谢谢你们给我机会。文字本身就有艺术性,可是现在很多时候沦落到只有功能性,这是文字艺术的委屈,明明一个字有这么多种写法。这个艺术性,你怎么去用它?它有各种面向,就看你怎么表现。所以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早上写的一个字跟晚上写的完全不一样。它的生命就在里头。印刷品随时都一样,也有老朋友给我说:「哎呀,现在都有放大的机器,你把你的字放大,你要多大就多大。」对不起,双手万能。我在挑战我的双手跟脑袋能不能配合。挑战了不可能的任务,我完成了。

当然,我觉得《易经》是我们共同的文化、共同的东方哲学,虽然现代科学变化得很快,我们也要紧记古人交代我们的事。所以我想选择这些文字,也让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更流畅,彼此体谅。

马: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么好的作品,让我们这个从零开始的博物馆蓬荜生辉。 

【似重若輕】藝術家訪問──董陽孜
【似重若輕】藝術家訪問──董陽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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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马唯中为展览「似重若轻:M+水墨藏品」访问董阳孜

为确保行文清晰,以上访谈经过编辑。除另有标注,所有「M+委约新作:董阳孜」图片:© 董阳孜;摄影:郑乐天、梁誉聪,M+,香港;M+委约作品,2020年

马唯中是M+水墨策展人。

董阳孜是书法艺术家,1942年生于上海,自幼习书法。 1966年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后赴美修读油画,并于1970年在麻省大学取得艺术硕士学位,其后在纽约从事杂志的美术设计。她在1973年回台,全力投入书法创作,至今一直致力将古今兼容的笔墨美学融入到大众生活及流行文化中。 2012年,她获颁台湾文化界最高荣誉的行政院文化奖。近年的重要个展包括台北市立美术馆的回顾展「董阳孜:行墨」(2019–2020)、美国康乃尔大学强生美术馆的「临江仙」(2020)、香港文化博物馆的「墨濯空间—董阳孜作品展」(2010)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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