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秀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长于北京的工人家庭。她对绘画和手工艺深感兴趣，但当时中国艺坛非常局促，只千篇一律地以象征手法描绘毛主席和革命群众的图像，尹秀珍难以一展所长。她的艺术才华主要见诸为家人缝制和编织的衣物之中。

1981年高中毕业后，她决心投考大学攻读油画，其时文革已结束，这也变成可偿之愿。在其后四年里，她在一家建筑公司任职室内油漆工人，晚上则努力备试。 1985年，尹秀珍入读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认识了同班同学宋冬，二人后来结为夫妇，成为终身伙伴。

与很多同代的实验艺术家一样，尹秀珍大学毕业后即舍弃绘画油画，转向装置、场域特定艺术和展演等较为当代的创作形式。在她于1994至1995年创作的首批非绘画作品中，已展现出对自然和物质世界异常敏锐的感受力。其时尹秀珍与宋冬和朱金石等志同道合的年轻艺术家一起，创作了中国最早的两件大地艺术作品《离树》（1994）和《树琴》（1995）。

她在这阶段完成的其他作品，也展现出对历史和记忆、身份以及各种关系的深切关注，其中《衣箱》以三种物件组合而成：旧衣物、水泥、行李箱，它们在尹秀珍其后二十年的创作中一直占重要地位。她曾在短文〈关于衣服〉中提及对旧衣物的着迷：

为什么我要以旧衣服作为材料？这是因为我一直对人的生活经历感兴趣⋯⋯我认为衣服是人的第二张皮；有自身的语言，与时代和历史相关。我在1995年开始以旧衣物作为创作的重要材料和元素，起初我找来自己从小到大穿过的衣服，创作了作品《衣箱》。在这件作品中，我把过去三十年来穿过的衣服放进衣箱里，以水泥封存；这个衣箱是父亲制作的，我已使用多年。我在衣箱盖内（的铜牌上）刻上这些文字：「衣箱中水泥固住的是我过去三十二年我穿过的衣服。每件衣服都带着我的经历、你的记忆和时代的印迹。」^[1]

这件装置作品是在一次安静庄严的行为展演中完成的，尹秀珍在北京隆福寺街的当代美术馆的空置展厅中把旧衣物一一折成扁平的方形，把边缘缝合起来，使它们不能再打开了。之后把这些呈方形的衣物排列在地上，仔细地装进箱里，并在箱盖内壁放上已刻字的铜牌，最后以水泥砂浆封存箱里的衣物。

这件行为展演／装置作品可视为是艺术家象征性的自我埋葬，封存的衣物是从她身上蜕落的「第二张皮」。^[2]作品在此意味尹秀珍的脱胎换骨，以及对生存的渴求，复杂而深刻地反映她摒弃正规教育、投身实验艺术，在这一刻顿感重生的体验。

对尹秀珍来说，旧衣服的意义不止于传递个人记忆。 「（旧衣服）承载着人们生活的印痕，」她写道：「在整整十年里，我收集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数不清的人的『经历』，这其中有家人的、朋友的、有素不相识的人的，形成隐藏的『集体』潜意识。经历是不能复制的，我所做的是把这些经历的片段『缝合』起来，让它们能开始新的历程。」^[3]

尹秀珍于1995年的创作已开始呈现这个观念。题为《毛线》的作品于北京当代美术馆展出，当中两摞旧衣服是她向家人收集的，彩色的一摞是女式，灰蓝的则是男式。有些毛衣的毛线被拆散了，堆成前方两团蓬松的毛线，尹秀珍开始以它们编织新衣服、新围巾。作品利用多件旧毛衣转化出新衣，借此传递尹秀珍的上述意念：「把经历的片段『缝合』起来，让它们能开始新的历程。」

两年后，她在纽约的布朗克斯美术博物馆创作了类似的装置，题为《拆解／编织》。 2000年，她在墨尔本的葛楚当代艺术空间创作了相关作品《建筑材料》。尹秀珍在这两件作品中收集的旧衣，都是来自这两个城市的居民。虽然她与捐衣者毫无关系，对他们的生活也无甚了解，但这两件装置却令当地人为之动容；尹秀珍相信，旧衣服是承载记忆的物件，具有跨文化的意义。以她的话来说：「这些收集得来的衣服其实是人的聚集，它们曾经覆裹人们温暖的身体。即使成为我作品的一部分，它们仍散发着精神上的暖意。」^[4]

到了2000年代，记忆继续令尹秀珍的作品充满生气，尤其是她采用旧衣服创作时。 《集体潜意识》系列是这时期的代表作，由多辆改装过的面包车构成。尹秀珍把这些长形的车辆全切割成两半，在前后两截之间加上一条状如风琴的长形管道，并以旧衣服制成拼布覆盖其上。观众走进这辆平平无奇的面包车中，沐浴在透过衣物洒落的柔和多彩光线之中，听着熟悉的怀旧老歌，犹如置身奇幻空间。

尹秀珍的用意并非要勾起淡淡乡愁，而是要回顾她人生和中国现代史中的特殊时刻。在1980年代中国经济开始迅速发展之初，这类昵称「小面」（即小面包车）的汽车，成为生财有道、独立和灵活的象征。尹秀珍记得：「能出门打『面的』或是谁能开上『小面』，是很令大家羡慕的幸福生活⋯⋯它就是中国人可以有盼头的梦想生活的写照。」^[5]为了凸显「集体」的概念，她用了超过四百件旧衣服来拉长车厢，把「小面」变成十五米长的公共汽车，成为了她所说的「一种集体的理想主义，又是一种被挤压的现实主义」。^[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