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布上的城市：石家豪筆下燕瘦環肥的中環地標｜香港手語

朴贊郁：（韓語）每當我的電影在國外放映，逗得觀眾哈哈大笑時，我都會特別開心。

對我而言，幽默是至關重要的元素。所以，我花了很多心思，去確保幽默之處能傳達出來。打從一部電影製作之初，我就已經思考有甚麼共通的幽默之處，是世界各地觀眾都能領略到的。我也會考慮這種幽默是不是能為未來的觀眾所理解，不論是韓國或海外的觀眾。有些橋段或對白現在或許好笑，但十年、二十年後，可能有人會問：「這有甚麼好笑的？」因此我要事先思考，這些幽默橋段是否對全球和未來的韓國觀眾產生同樣效果。我亦會花很多工夫去確保字幕的翻譯傳神，我會親自與翻譯員一起逐字逐句檢查字幕。

「金子 ，這麼晚了，你來幹嗎？」

「我想預支薪水」

「不可以」

看看這場戲，你就會明白為何幽默總是難以翻譯。這幕有一個好笑的韓文雙關語，是無法翻譯的。這樣，原本的效果就完全失去了。所以，如果觀眾看懂了當中笑話，就代表電影的整體意義成功傳達。幽默就是如此難以跨越文化和語言障礙。製作類型片是我的一貫實踐。無論我構想怎樣的故事，我的心態一般都是由片種的慣常拍法着手。我從未參與過純為商業或票房考量的創作。我只會考慮作品如何能在藝術和創作上帶來滿足感，並會再三思考、剪接，直到作品成為觀眾也會享受的模樣。

至於「PARKing CHANce」計劃，我故意一改慣常手法，創作了一系列不受類型規限的電影。其中之一是短片《波瀾萬丈》，這部作品較少人認識。我與弟弟合導此片，全程用一部iPhone 4拍攝。這部電影新穎獨特，不斷為觀眾帶來驚喜，並反映它深植的韓國文化。

在電影製作的世界，論資排輩並無意義。我們都是同儕、平起平坐、能互相扶持、互相補足，這是美好的過程。我經常會協助我的合作導演。反之，我亦會請對方讀我寫的劇本，請他們給我建議。這是一個有來有往的過程。與這些導演討論令我獲益良多，我們從彼此身上學到很多，我的眼界因而擴闊了。那是把自己困在一己狹隘世界中所無法達到的，我希望這些導演也有同感。

村上梓：（英文）我們希望創造一個讓人真正覺得自己身處大自然的體驗。

大家好，我是 Azusa，這位是 Alex。我們的工作室名為 A.A.村上。

亞歷山大 · 格羅夫斯：（英文）我們喜歡使用空靈縹緲的物料，例如氣泡，原因當然是它會飄浮，但同時也因為它與有「浮世繪」之稱的日本木版畫相關。「浮世」是佛教用語和概念，既道出人生於世是痛苦的，也象徵着從日常森嚴的社會等級中得到釋放。

村上梓：（英文）《天外》是我們創作了多年並一直發展的作品，也是我們至今最大型和複雜的項目。它的確挑戰了極限，創造出一種嶄新的體驗。

這件裝置作品建構了一片雲景，類似於亞洲藝術中煙嵐雲岫的風景，並且也象徵着天與地的聯繫。

亞歷山大 · 格羅夫斯：（英文）其中一樣我們特別感興趣的東西，就是地球上的生命之源。由此我們想像：也許最早出現的細胞，正是在氣泡中形成的，而細胞壁就是氣泡的外層。然後經過演化，氣泡就成為了細胞。我們讓這些巨型氣泡橫空飄盪，當然希望它們看起來就像最初出現的生命，讓氣泡從機器中形成時看似是有生命的。因為它們會以令人沉醉的姿態，徐徐舞動橫過展廳。

因此，我們決定要製作充滿煙霧的氣泡，並開始思考如何着手設計一台能夠達到此效果的器材。這需要大量的研究和開發。用嘴巴吹氣泡當然輕而易舉，但要製作一台能自動吹氣泡的器械為它灌注皂液，讓它以精準無誤的動作，反覆不斷地製造脆弱易破的氣泡，當中需要大量複雜而精密的技術，也許這正是創作的有趣之處。

村上梓：（英文）《日渡》（The Passage of Ra）是一件裝置作品，探索霎時光景和恆久不變之間的關係。它的創作靈感源自埃及神話。傳說太陽神拉（Ra）每晚都在冥界遊走，直至黎明時分再次升起。

亞歷山大 · 格羅夫斯：（英文）我平日花了太多時間在屏幕上，如果說我透過屏幕體會何謂科技，那麼它跟我是處於不同的維度。它所屬的那個維度歷久不衰，可以完美無缺地重複又重複。我認為你潛意識地、又或是有意識地知道它跟你並非身處同一實體領域之中。那種感覺就像你在感受大自然，譬如櫻花盛開的時候，會被轉瞬即逝的景物觸發感傷，同時更深刻地體會它的美。你領悟到你和繁花，一起經歷着這一刻，而這是一期一會的。

我們一直對創作物料非常着迷，我們也很熱衷於技術。技術雖然不一定具備像物料般有趣的物質性，可以超越語言。它是關乎觸感，以及自然世界中與我們的心智相契合和相感應的原始事物。

村上梓：（英文）因此我們一直嘗試在作品中建構，一個讓人完全置身其中的環境。它能夠創造出既美麗又真實的場景，令我們深感鼓舞。你可以來展廳親身體驗，而當你離開後，也會擁有一段美好回憶。

陳麗雲：紙，並不是普通的一張紙。如果有一張白紙，你就要（為它）加入故事。

我是陳麗雲，Movana Chen，我在香港長大。為何會成為藝術家？其實我一直都沒想過。在沙士期間，我爸爸公司要關閉，然後搬去大陸。我幫他銷毀公司文件，（當時我想，）其實可以將一本我喜歡的雜誌碎掉，然後編織成一條裙，就變成了我的第一件作品，就是這樣開始了（藝術生涯）。

《身體軀殼》系列由2005年開始，一直創作了超過十件作品，每一件都運用了不同的材料。最近，在2021年，我做了一件新作品，靈感來自於對界線的質疑。在疫情「封城」期間，外出的時候會看到地上畫了些符號，畫了一個人，或畫了一個圓圈，（意思是）你不能跨越那一格。人與人之間，甚至全世界都停止運作。這件《身體軀殼》作品有兩米的距離，去探問為何我們之間會有兩米距離。2021年，我搬到了葡萄牙，之後便開始創作這個作品。當時這件作品還未完成編織，我便邀請了一位剛在葡萄牙認識的表演者，他的名字是Francisco。另外，我也邀請了一位在洛杉磯認識的攝影師Tyler。我們租了一輛露營車，三個人就​​​​從葡萄牙開始了23日的旅程。彷彿每個地方都在呼喚我們，而我們只是在靜止的狀態，我和表演者就這樣在雕塑裏面。雕塑是可以穿上的，由地圖編織而成女從而探問人類與大自然之間的關係。

《編織對話》這件作品其實是關乎很多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和參與。所有的物料和地方，所有的東西都跟人有關。創作這件作品的這麼多年來，讓我遇到一些很特別的人，譬如我去了韓國、米蘭、以色列特拉維夫。當你加入他們的故事，你所編織的每一針都包含了很多人的故事在裏面，由三歲到八十歲（的參加者），甚至連我祖母也參與其中。我的物料都是朋友給我的，從世界各地不同的人收集而來，地圖也好，字典也好，書也好，（參加者）將最個人的東西給了你，而我將它裁成紙條，轉化並編織在一起，和其他人連在一起。每個人都互不相識，但透過編織，就與他人連繫在一起。在我的作品中，每次都沒有結尾，可以一直創作下去。

今次延伸出來的是編織地圖，先是香港地圖，然後是來自世界各地不同朋友的地圖。這是一個新的項目，名為《A Home for All》。這個項目由第一站香港開始，在未來的十年可能會變成更大的《編織對話》。這件作品最終可能有一千人、一萬人參與，而現在只是一個起點，它會巡迴全世界不同地方。我會改裝一輛車，一輛舊的露營車。這輛車就是我的流動工作室和住所，我會放《A Home for All》，和十幾支鉤針，還有在這裏開始的作品，在路上讓其他人加入。我會製作有關這個（作品的）影片和照片紀錄，我會收集不同人的故事，寫下他們的名字、聯絡方式，然後與他們保持聯絡。

如果我只在工作室內編織，那就失去了和真實世界的連結。但當你走出去，真實地看到一個人並和他們互動，作品中的豐富度就永遠存在。

郭培：藝術家的靈感從哪裏來?從生活中來、從你對生活的態度、生活的熱愛，生活的一切的體驗中來。

我生長在北京，從小在北京長大，在北京讀書，接受的教育。小的時候，我的外婆總是給我講她年輕的時候，可以把蝴蝶、花繡在衣服上。外婆給我講的這種成為了我事業中的一個追求，一直以來就想實現的東西。我從1982年學服裝設計，到今天有40年的時間。我是一個設計師，可是我特別愛工藝。很多人說：「郭培的繡花絕對是一流的。」工藝是沒有短途的，就沒有一個捷徑，能不能讓我一夜之間去掌握它？不可以，它是要用生命和時間的歷程而積累的，就好比是一個畫家對顏料的掌控、一個音樂家對音符的掌控。我覺得我對做衣服的這種技能的掌握，就像所有的這些藝術家對他們專業的掌控一樣。我真的覺得工藝非常的重要，否則你有想法都表達不出來。

我的玫瑰坊成立於1997年，有了自己的公司，我就特別想找到一個繡娘，把我想要的這些圖案繡在衣服上。我的刺繡工人從最初的一個兩個、十個八個，到100人，到最後我們最多的時候近300人。在我的作品的這些細節中，就可以看到我們對傳統文化的一份尋找、一份執着，還有對傳統文化的繼承，之後的發揚和創造力。

很多人都在我作品中看到了當中包含的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他們都很好奇說，你怎麼樣把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融合在一起？東方的文化就像我的血液，它流淌在我的血脈裏，就像我的語言。我常常會用我的圖案、我們的色彩，這屬於我們傳統文化中的一種表象。但是西方的文化是我的好奇，它吸引着我，吸引着我去探索、吸引着我去了解。我用我的語言講述我在西方所看到的，所以其實融合它有一種是自然而然的，我從來沒有把它區分的非常清楚。

我認為一個圖紙是個方向，但是過程中那些材料的創作、那些工藝，你每一個細節都要表達得淋漓盡致，然後最終你要把那麼多的細節還能夠完美的、和諧的融合在一起，這就是你幾十年的技藝積累。我認為高定服裝呢，它其實也是當代藝術，是當代藝術的一種不同形式的呈現。當代藝術就是不能脫離時代，而高定服裝同樣是時代的一種藝術的表達。我是個服裝設計師，那我自然而然就會通過我的作品，希望能夠和這個世界對話，和更多的人們就是能夠彼此之間是一種交流。我所有的系列，從名字上你聽起來它似乎都是人生的一種思考，一種人生的感悟。從作品的細節中，我希望能夠引起他們的思考。我的事業一路走來已經將近40年了，我相信這些作品會帶着我所處的這個時代、人類的記憶傳承到以後、未來。

王天樂：大家好，今天跟大家來到鰂魚涌的海山樓。大家常常聽到的海山樓，其實是五座獨立而又相連的大廈的統稱，包括海景樓、海山樓、福昌樓、益發大廈和益昌大廈。

由上而下觀看，五座大廈組成一個E型結構。配合分散於平台兩邊的商店和大廈裏的商住兩用單位，整個建築自成一國，為居民提供一個能夠滿足基本需要的生活圈。於五廈之間的天井向上看，密集的住宅單位形成了一個具有壓迫感的龐然大物。錯綜複雜的方塊佔據眼前每一個空間，就像一張電腦程式裏的試算表等待着觀者的想像去填充。時至今日，東區已經蛻變為一個甲級商廈與唐樓並存的多元社區。

海山樓的獨特景觀和周遭形成強烈對比，吸引了很多關注城市生活狀況的創作者選擇以五廈為靈感。

在M+藏品中，美國抽象畫家馬克‧布拉福的作品《馬戲團》正好參考了海山樓的面貌。作品以堆疊的建築設計圖和城市景觀作為基礎，以紅綠相間的線條勾勒出一個猶如用紅外線透視大廈般的畫面。雖然作品的構圖充滿科幻感，但當中鮮紅色和軍綠色的配搭又讓人聯想起香港傳統手製招牌和唐樓的窗花。布拉福的藝術經常透過拼貼、打磨、噴漆等手法，將城市街景層層拆解。藝術家在作品中將五廈比喻成為一個色彩繽紛的馬戲團，表面看似包羅萬有內裏就暗藏危機。整個作品一方面致敬香港都市獨有的美學，同時亦反思海山樓這類缺乏整體規劃的建築背後所隱藏的社會問題。

曾經長居香港的德國攝影師吳爾夫亦將海山樓作為他鏡頭下的對象。他的攝影創作向來以記錄亞洲地區的城市生活為主軸。在他的相片《密度建築—第119號》中，他將海山樓的平台和天空削走將整個建築化為一個平面。三面圍繞的建築變得扁平而失去原本的界限，令觀眾不禁想到底建築物可以怎樣無限延伸呢？

對於本地的創作者來說，海山樓又有着怎樣的意義呢？由香港設計師蔡楚堅操刀的《1994年香港廣告商會創意大獎海報》，亦特別挑選了海山樓作為他的背景。在黑白的內園裏，有一個單位被塗上螢光粉紅色，並且寫上「包醫便秘四樓A座」。當中的「四樓A座」，暗指香港廣告商「HK4As」的簡稱。鼓勵廣告界同仁發揮創意的業界獎項正好作為治療「創意便秘」的法門。海報特別選用的螢光粉紅色亦跟創意工作者每天用作記下靈感的Memo紙相似。海山樓因此在設計師的加工之下，變成為一個充滿本土特色凌亂而又不失實用性的符號。

除了以上來自M+藏品的例子外，海山樓亦經常被國際和本地的流動影像創作者作為他們拍攝的場景。這個特別的建築慢慢滲透到不同的視覺媒介當中，逐漸被視為香港的一個城市縮影。

居住在香港的大家，不同創作者對於我們城市的凝視方式又為你帶來甚麼啟示呢？

何兆南：大家好，我是攝影師何兆南。

我們現在身處天水圍，今天想帶大家回到我十年前拍攝作品《平日常》系列的一些地方。

我大概2007年搬到天水圍。在我居住在那裏的十幾年，我不時都會拍攝天水圍的不同地方。我開始思考天水圍和我之間的關係，而其中一個頗為重要的發現是我在整理家居的時候，發現了爸爸留下來的畫筆。因為在他去世後，我們才轉換環境，搬到天水圍。我嘗試用他的畫筆，和我的攝影放在一起，看看對我的創作會否有新的嘗試呢？

我開始從天空的部分去嘗試畫一些方格，為何會有這個想法呢？因為我在天水圍每天看到，例如：輕鐵每天會準時經過某個地方，而它是跟着路軌行走的交通工具，就像一個城市規劃。當規劃非常完善時，會否限制了裏面居民的生活習慣呢？《平日常》系列就是這個意思。《平日常》說的就是我們平日，每日都會發生的事情。一個規律是怎樣產生的？是否從根本上它就是在一個建築、一個城市設計裏產生的？

如果你有留意我的作品《平日常 貳拾陸》，你會發現當中拍攝的就是我身後這個已乾涸的水池。本來水池上有一個牛的雕塑，而令我最感興趣的就是牛雕塑上繫了一條繩。當下我覺得這個景象處於城市中，一個很奇怪同時又有趣的位置。今天回來再看，水池已經乾涸了，我覺得也很有趣。因為在十年間，這個城市不停變遷，而牛雕塑早已不復存在。

我帶大家來到這個山頂，這裏除了是附近居民早上運動的路線外，也是觀賞日落、散步的好地方。你回頭看看天水圍的時候，你會看到一排很整齊的樓宇。其實天水圍之前大部分地方都是魚塘，（這些建築物）基本上完全不存在。自1980年代開始才慢慢興建到今天已成為一個很有規模的城市。同一時間，（天水圍的）另一邊，還保持一種很原始的狀態。

在天水圍這個地方，除了有大家平日看到的高樓大廈，其實它周圍也有很多不同用途。（例如，）一些工業的地方、貨櫃場這些擺放很多重型機器的地方。所以說，它的景觀是很有趣的，在城市和鄉郊之間會有很多變化。當我們不停去觀察自自然然就會有新的體會，還有你會發現其實香港並不是真的那麼單一，不是只有高樓大廈，也有很多不同的城市景觀。而這種城市景觀對很多人來說，其實是頗為奇妙的。不像是一些景點，也不是旅遊熱點，但這種正正是從香港不同人士的生活環境中建構出來的。

楊浚承：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件M+收藏的影像作品，作品名為《中環》。在 2001 年由法國藝術家多米妮克‧岡薩雷斯–弗爾斯特創作。

作品的主角相約哥哥在天星碼頭見面，她用等待哥哥的時間來到尖沙咀碼頭觀察陌生人。那些陌生人和她一樣，被這個臨近邊界的地方所吸引。主角不敢靠近他們，只是遙遙看著他們的背影。用他們之間僅有的一點共鳴，去想像他們的內心世界，去揣測他們的渴望和恐懼。

他可以代表一代人的成長或逝去，但是 23 年前的個人記憶往往歷歷在目。尖沙咀海濱公園和公眾碼頭經過翻新後，已面目全非。但是鏡頭裏出現的天星小輪和港島的景致，乍看之下又似乎沒甚分別。

曾經的幻想，有一天終會變成記憶。而過去的記憶，又可以觸發未來的幻想。

當年究竟是甚麼觸動到藝術家？是對岸「石屎森林」的視覺衝擊，或是維港的海浪和船隻航行的節奏？或者就如主角所說的：是空氣裏的濕氣和腥味。

「可能當一個風景變成一張很大的臉的時候，就叫做消失，就好像嘗試在一個下雨的日子看穿未來。」

彭綺雲：（英文）今天我們來到維多利亞港看看M+館藏中的兩個項目。 兩者都帶我們回到過去 一窺這個城市的歷史對其形象的描繪，以及旅遊的本質。

第一個是石漢瑞，設計的品牌形象客戶是1970年成立、僅營運了幾年的直升機服務公司——香港國際航空。在1970年香港國際航空成立之前，來往香港島及九龍半島的唯一方法是乘搭渡海小輪。隨着1972年紅磡海底隧道啟用，香港國際航空隨即在1973年停止定時往來機場的直升機航班服務，但令人驚訝的是在它營運的短短幾年間，它已接載過96,000名乘客。

石漢瑞的設計主要是鮮艷的橙色和黃色搭配清晰的無襯線字體，還有看起來既像跑道亦似公司名稱中首個英文字母「H」的醒目標誌。與石漢瑞為整體品牌形象挑選的大膽平面設計風格不同，他設計的一系列用作紀念品的明信片時，選擇從過去取材當中的香港圖片，呈現太平山屹立在維港背後，這本來是十九世紀以外國商人或遊客為銷售對象而大量繪畫的外銷畫。這段有關旅遊通商、冒險與描繪的歷史正是石漢瑞設計這套明信片的靈感所在。

第二個項目是一系列由日本攝影師荒木經惟拍攝的香港照片，是他於1997年到訪香港時拍攝的荒木經惟的攝影風格向來獨特，常常是既即興和不事先按計劃的，又帶點親密感覺和自白的味道。荒木經惟忽發奇想決定去一趟香港，他在這裏待了五天。他平常一般留在東京，日本其他城市拍攝周遭身邊的生活百態。而這個決定改變了他的人生，也改變了他的事業軌跡。這系列照片名為「香港之吻」，它們就像一部攝影日記，記錄了4月16至20日一連五天的旅程。他對這個處於巨變之交的城市的印象，他將這趟旅程特別是香港極其潮濕的環境，形容為令人情慾亢奮，就像與某個女子初相識那樣。在他溫馨而感覺親近的照片中，他捕捉了這個城市與其居民的模樣既有點不經意，又有點隱晦顛覆了將攝影用於留念的想法。

石漢瑞為香港國際航空設計的品牌形象和荒木經惟的旅行攝影日記，邀請我們回到過去想像這個海港昔日的模樣，並展望即將來臨的轉變 。

鄧國騫：我現在身處錦田永隆圍。

這個圍村之中，錦田圍村人自幾百年前起就在這個地方定居。當時錦田仍稱為「岑田」，南圍、北圍、吉慶圍、泰康圍、永隆圍，還有泥圍，合稱「錦田六圍」。

我是在永隆圍長大的。第一次出去市區是18、19歲時，去看一個藝術系「師兄」的展覽。那時在市區看到很多高樓大廈，看到不同的面孔身穿不同的裝束，或有不同的生活節奏。這應該是我藝術創作的起點，就是透過藝術的語言思考為何有這些分別。

圍村是有自己生活節奏的小社區，有自己的節慶習俗。有時候我會捨不得丟棄東西，所以經常會存下很多不同物料。《花果山》這個作品就是這樣出現，就像寫了一篇散文裏面描寫了猿猴、《西遊記》、科技，以至神話所帶來的恐懼。

圍村有趣的地方是它有一幅圍牆，常常聯想起到學校的書桌。《寂寞島嶼》這個作品有點像我小時候自己跟自己玩耍的情況。其實寂寞時可能只有自己一個，但自己和自己對話的那種相處或陪伴，可能是這個作品想要帶出的。

回頭看，我有時候也不清楚腦海中的回憶是有多模糊或鮮明，但是我願意相信一個地方能帶給你的，能讓你在沉澱過後所感受的氛圍是一種難以解釋的緣分。就像我現在願意相信化成光、化成灰的儀式，是一種語言，是可以聯繫過去和現在的對話。這種語言和對話與藝術創作可能是相同的。

伴隨着圍村的改變，有些（過去擁有的）也同時在褪去。這種碎片化的狀態好像無法抗衡，而城市景觀的改變更不在我的控制範圍之內。樂觀一點去想，我自己相信那些變得碎片化的東西，其實「沉澱」了一種習慣、喜好，或是一些深藏在內的……可能變成了天性，或是無法去改變的感官，或情感。那些可能是萬變不離其宗的元素，相信是可以水過留痕地保存，希望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