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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30日 / Ala Younis

博物館裏的娜芙蒂蒂:記憶與文物

白色的背景中,有一台薄荷綠色的舊式金屬縫紉機放在白色平面上,機身有幾處生繡痕跡,橫臂上印有白色的阿拉伯文字樣,右方有娜芙蒂蒂王后半身像的圖案。

Ala Younis,《Nefertiti》(局部),2008年,五台縫紉機、木材連錄像,圖片由藝術家提供

2008年,我在開羅的跳蚤市場第一次見到娜芙蒂蒂(Nefertiti)縫紉機,我的埃及友人立即認出機身上的標誌,標記着「54」這個數字。我當時以為那是縫紉機的生產年份,後來才得知它是生產此縫紉機的軍工廠的名字,而這家工廠是以其成立年份命名。這款縫紉機是仿製瑞典品牌Husqvarna的設計,[1] 在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開始生產。[2] 縫紉機呈開心果綠色,線條圓潤,橫臂上有以阿拉伯文寫着「Nefertiti」的白色字樣,機身下方印有恍似娜芙蒂蒂王后頭像的彩繪圖案,頂部則有工廠商標。背面的金屬牌列明生產地及工廠名稱,說明這台縫紉機的來歷。

在1952年7月23日的革命(或稱軍事政變)後,軍工廠成為埃及共和國的發展關鍵。這場革命是由納吉布(Mohammed Naguib)及納薩(Gamal Abdel Nasser)兩名軍官發動,兩人先後在1952至1954年及1954至1970年成為埃及首任及第二任總統。現代化及國有化是納薩政府的兩大主軸,為紀念這場革命,埃及在每年7月23日均會啟動各項計畫、舉辦遊行和出版刊物。首個廣受支持的國有化項目就是蘇彝士運河,運河自1869年竣工以來一直由法國及英國管轄,直至1956年納薩在一場直播演講中宣佈將蘇彝士運河公司收歸國有,一眾軍官走進運河公司的辦公室把它接管。

蘇彝士運河國有化後,以色列、英國和法國接連從陸空兩路入侵埃及。納薩為回應所謂的「三方侵略」,展開連串國有化計劃,對象包括銀行、公司及大工業企業,推動一系列工業、基建與文化項目,並起草土地改革法,重新分配土地擁有權,令地權能更公平地落入農民手中。不久後當局又在三家工廠開展製造飛機及火箭的計劃,迄至1960年依然活躍的「333工廠」是其中之一,廠內有1,000名工人及工程師,在250名德國與其他國家的專家支援下秘密製造了火箭,另一家工廠則生產戰鬥機。

1960至1965年間,德國《明鏡周刊》刊登了大量文章,揭露有德國專家被招募到埃及工作。德國在二次大戰後禁止武器生產,許多專家都大材小用,轉而設計及製作縫紉機、小型汽車及水泵,直至看到北非一家飛機廠在德國登報聘請「各類專業人員」才重操故業。招聘的目的是為了製造HA-300戰鬥機。此戰鬥機出自遠赴埃及的德國飛機設計大師威利·梅塞施密特之手,在1963至1964年間進行測試。

另外,納薩在任內發射了三枚國產火箭,分別為「Al Kahir」(征服者)、「Al Raed」 (開拓者)及「Al Zafir」(勝利者)。1962年7月,他在開羅靠尼羅河一處舉行閱兵儀式,向公眾展示「Al Kahir」火箭。從當時拍攝的影片中所見,火箭橫放在卡車上,在數千名觀眾夾道觀看下行進,通過總統及嘉賓所在的閱兵台。據說這些火箭是只有空殼的複製品,僅供閱兵儀式展示之用,原因是將真實火箭暴露在天空下(或在以色列的注視下)有很大風險。然而,埃及為令該國軍隊成為中東最強之師而展開建軍計劃,這些火箭是作為這項計劃的終極成果而向公眾展示。這場閱兵儀式檢閱的並非士兵隊伍,而是由本國工廠製造的武器。

畫了一支導彈的鉛筆畫,導彈上印有阿拉伯文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國旗,架在低矮的支架上,旁邊有一個男人走過。

Ala Younis,《UAR (The Rocket Project)》,2014年,碳轉印及鉛筆紙本,圖片由藝術家提供

納薩倡議獨立自主的工業計劃,承諾小至一根針,大至火箭的所有產品皆由本國生產。[3] 儘管埃及的軍工產業成果已公諸於眾,但政府在1963年發佈一份工業指南,彙整了埃及132個城鎮或大型村落共3,280家工廠的紀錄,當中卻無任何軍工廠的資料,即使那些生產民用品的軍工廠也不見於紀錄。指南中統計的工人總數為457,600人,投資金額為545,200,000埃及鎊。[4] 每家工廠僱用至少十名員工,生產加工食品、香煙、皮具、塑膠產品、建材、電視機及冰箱等,無所不包。[5]

然而,一份1965年的清單列明每家軍工廠專門製作的產品種類,例如電視機和收音機產自本哈(Banha)的144工廠,電話產自瑪薩拉(Maasara)的45工廠,而縫紉機則是由又稱54軍工廠的邁阿迪軍事及民用工業公司(Maadi Military & Civil Industries Co.)生產的首項產品,其民用部門同時生產絞肉機、手術器具、獵槍及農業產品。[6] 這些產品上均刻有其工廠標誌及編號,於政府商店及百貨公司出售。

娜芙蒂蒂縫紉機便是其中之一。

尋找關於娜芙蒂蒂縫紉機的資料並不容易,皆因當時出自軍用設施的產品,其設計並無紀錄,生產線也不見於任何圖片。埃及國營雜誌《Al Musawar》曾以大篇幅圖文報導埃及文化、工業、政治和傳統習俗的現代化過程。其舊刊現收藏於1960年被納薩收歸國營的Dar Al Hilal出版社的檔案室。我翻閲1954至1970年納薩在位期間,以及1970至1981年埃及第三任總統沙特(Muhammad Anwar Sadat)執政期間出版的期數,除了報導1960年代國家支持的紡織、鋼鐵及火箭工業革命成果外,還看到一則娜芙蒂蒂廣告。廣告介紹這台縫紉機的特點──可靠手動、腳踏板或馬達操作,並可於隸屬政府的Omar Effendi百貨公司及勝家(Singer)商店購買。

現在, 54工廠的網站上載有一幀照片,照片中可見納薩在1954年掌權之始,身穿戎裝主持工廠的開幕禮。然而,時至今日娜芙蒂蒂已幾近絶跡。我在開羅詢問當地人曾否聽說過這台縫紉機,一家修理店的老技師告訴我,縫紉機當時賣47埃及鎊,可分期付款購買。想買的婦女必須在輪候名單上登記,可能要等幾年才能買到手。1960年埃及約有1,700萬名女性,其中85%達工作年齡。當時納薩的社會主義政權嚴格限制外國商品入口,我們可以想像這類物品的銷售額可以有多高,輪候時間又有多漫長。技師告訴我這一切時,手臂擱在一台勝家縫紉機上。這台飾以金色圖案的黑色縫紉機來自美國,自1851年起暢銷全球,是娜芙蒂蒂的競爭對手。勝家縫紉機有着發達的銷售網絡,在娜芙蒂蒂推出之前和之後都一直很受歡迎,加上當時在家自製衣裳的文化普及,令縫紉機成為各人珍而重之的家庭用品。 [7]

在阿拉伯文印製的黑白平面廣告中有一幅插圖,可見一部放在桌子上的縫紉機,桌子旁邊站了一個腳踏高跟鞋、身穿商務上衣及裙子的女人,她舉起單手托腮,面露微笑。

娜芙蒂蒂縫紉機廣告(日期不詳),刊於《Al Musawar》雜誌,Dar Al Hilal出版社檔案室,開羅,2008年,圖片由藝術家提供

娜芙蒂蒂的實際生產日期無從稽考,很可能是在1958年左右,納薩與敘利亞在那年結盟組成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阿聯)之時(此乃納薩其中一項為人稱頌之舉),或在1971年納薩去世,埃及改國名為埃及阿拉伯共和國時。這可以由縫紉機背面一塊以阿拉伯文寫有「UAR製造」(UAR為阿聯的縮寫)的金屬牌推斷。我在開羅購入了我最早擁有的五台娜芙蒂蒂縫紉機時,我僅為牌子寫着「ARE製造」(ARE為埃及阿拉伯共和國的縮寫)的一台拍照。後來我到約旦安曼參與敘利亞畫家Zaid Dalloul舉辦的工作坊,向Dalloul展示那些照片,他表示由於有金屬牌不是寫着「UAR製造」字樣,我認為縫紉機是自納薩時代生產的假設有待商榷。及後我查看其他縫紉機,發現我在2008年所買的五台機器中,有三台是標示UAR製造的。

生於1953年的Dalloul說,納薩執政期間,許多阿拉伯領導人都想與他結盟,或者跟隨納薩的步伐在自己的國家推動工業化。納薩挺身對抗法國、英國和以色列等帝國主義勢力,在殖民統治結束後領導建立共和國,鼓舞了其他前殖民地對抗其殖民者,令他迅速為一眾阿拉伯國家引為楷模。例如,阿爾及利亞第二任總統布邁丁(Houari Boumédiène)在其1965至1978年任內,在全國廣建大型煉鋼廠,並生產大型卡車以便運送鋼鐵。1958年伊拉克發生軍事政變後,第二任伊拉克總統阿卜杜拉·薩拉姆·阿里夫(Abdel-Salam Aref)在1963至1966年執政期間,效法納薩把當地銀行及多種工業國有化。 娜芙蒂蒂的實際生產日期無從稽考,很可能是在1958年左右,納薩與敘利亞在那年結盟組成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阿聯)之時(此乃納薩其中一項為人稱頌之舉),或在1971年納薩去世,埃及改國名為埃及阿拉伯共和國時。這可以由縫紉機背面一塊以阿拉伯文寫有「UAR製造」(UAR為阿聯的縮寫)的金屬牌推斷。我在開羅購入了我最早擁有的五台娜芙蒂蒂縫紉機時,我僅為牌子寫着「ARE製造」(ARE為埃及阿拉伯共和國的縮寫)的一台拍照。後來我到約旦安曼參與敘利亞畫家Zaid Dalloul舉辦的工作坊,向Dalloul展示那些照片,他表示由於有金屬牌不是寫着「UAR製造」字樣,我認為縫紉機是自納薩時代生產的假設有待商榷。及後我查看其他縫紉機,發現我在2008年所買的五台機器中,有三台是標示UAR製造的。

固定在薄荷綠色縫紉機後方的細小金屬牌,上面印有細小的抽象圖案標誌及阿拉伯文。

寫着「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製造」的金屬牌。Ala Younis,《Nefertiti》(局部),2008年,圖片由藝術家提供

阿里夫本想加入阿聯,然而阿聯在他1963年掌權前兩年已經解散。1966年阿里夫坐上一架按照蘇聯和英國設計製造的直升機,在伊拉克巴士拉墜毀身亡。其弟阿卜杜拉·拉赫曼·阿里夫(Abdel-Rahman Aref)翌日從莫斯科返回巴格達,獲告知將要接任為伊拉克新總統。在此約兩年前,即1964年5月15日,阿卜杜拉·薩拉姆·阿里夫與赫魯曉夫(Nikita Khruschev)、阿爾及利亞首任總統貝拉(Ahmed Ben Bella)及納薩一同到埃及南部的阿斯旺,站在舉行儀式的平台上。納薩正準備為阿斯旺大壩計劃按下按鈕,炸開攔截尼羅河水的圍堰,將河流引向一條歷史的新道路,履行為埃及農業與工業社會發電、促進其興旺繁榮之承諾。拍攝這次儀式的導演Youssef Chahine為攝影機設下計時器,納薩收到計時器發出的訊號後即按下按鈕。

與此同時,為了象徵蘇聯與阿聯在興建阿斯旺大壩的合夥關係,納薩釋放了一群自1959年以來因嚴厲鎮壓本土組織而被監禁的共產黨人。其中兩位是作家Adel Rifaat及Bahgat Elnadi,他們獲釋後移居巴黎,共用筆名Mahmoud Hussein寫作,並在1969年發表《La lutte de classes en Égypte de 1945 à 1968》(意為「埃及的階級鬥爭1945–1968」,英譯版為《Class Conflict in Egypt 1945–1971》),探討埃及的棉花產業如何淪為對人口施加政治控制的殖民手段,並引致貧窮問題。該書更剖析了納薩瓦解封建制度的方法,即作者所稱的資本主義過渡期,這基本上是一場令埃及(或阿聯)成為中東地區重要勢力的激烈工業運動。[8] 此書著於阿拉伯國家在1967年的中東戰爭大敗於以色列之後,作者寫道:「為回應我們因這次戰敗而須殘酷面對的問題,我們試圖從其淵源開始解析納薩時代的政治社會矛盾。」 [9]

另一位獲釋的共產主義者是作家Sonallah Ibrahim,他獲釋後迅速前往阿斯旺大壩工地,用了三個月時間把所見所聞記錄在筆記本上。Ibrahim其後定居柏林,繼而移居莫斯科,在當地撰寫並演出《Everything is Alright, Officer!》。這是Mohammad Malas於1974年執導的電影,記錄1967年因中東戰爭而入獄的人物故事,當時以色列大舉空襲埃及空軍,把該國大部分戰機摧毀於地面之際,卻有埃及戰勝的假消息流傳。從電影所見,當廣大埃及民眾痛惜國家戰敗,入獄者則在歡呼慶祝。

埃及在這場戰爭中敗北,納薩為此在電視講話中宣佈辭職。大批民眾湧上街頭,要求他重新掌政,最後他回心轉意。數月後,納薩再次發表電視講話,表示各項工業的投資均已帶來回報,有800多家工廠落成,儘管部分尚未全面投入運營。他說:「這些工廠肯定為我國生產足夠產品,令我們無須依賴外國進口。」[10] 談到尚未開始發電及帶來利潤的阿斯旺大壩項目,他續說:「要是我們沒有大力投資於工業,我真不知現在我們會處於何種境地。」 [11]

1967年埃及戰敗後,一場大規模的捐獻運動席捲全國。埃及傳奇歌手Umm Kulthum每週在電台呼籲婦女貢獻黃金,以支持所謂的「整軍備戰」。Kulthum自1967年這場戰爭結束後,便積極為阿拉伯世界「整軍備戰」籌款,在阿拉伯國家舉行了多場演唱會。我聽說Kulthum從軍工廠購下縫紉機,贈送給1967年陣亡將士的遺屬與因衝突而流離失所的人,我猜那些縫紉機就是娜芙蒂蒂。有了這些縫紉機,婦女就能夠賺錢養活自己,免於流落街頭,並在自1964年起每年舉辦的「家庭展覽」出售自家製品。

錄像截圖中,可見一張薄荷綠色金屬縫紉機的圖像重覆出現,一行行整齊排列在黑色背景中。

Ala Younis,《Nefertiti》,2008年, 錄像截圖,圖片由藝術家提供

Umm Kulthum與納薩時代的泛阿拉伯工業化計劃的這一關係,為娜芙蒂蒂這台線條圓潤、並刻有著名法老王后名字的淡綠色縫紉機增添意義。1967年下半年,Kulthum在埃及和法國舉行了三場慈善音樂會,她表演時身穿一襲綠色長裙,當時有文章推測她所選的衣服色調與其農民出身的背景有關。[12] Umm Kulthum化身成娜芙蒂蒂,就像這台縫紉機最終成為納薩本人及其推行項目的象徵──針變成了火箭,家庭日常化為了政治。

在研究娜芙蒂蒂的過程中,我發現一個頗為有趣的現象,那就是我的訪談對象將自己形容為這件產品的產物,意指他們的家庭是靠運用娜芙蒂蒂製衣或修理娜芙蒂蒂為生。有些人了解到娜芙蒂蒂在自己的歷史中佔一席地,感到津津有味,其他人則對它所代表的東西有清晰的見解。比如那位曾與我交談的開羅修理店老技師,就把娜芙蒂蒂比作那架納薩製造、連帶飛行員一同墜地的飛機。

在1975年Aly Badrakhan執導的電影《Al Karnak》中,描述兩種理想幻滅的交錯:1967年中東戰爭中的民族戰敗,以及因理想、道德與大片土地喪失導致的戰後餘波。[13] 戲中一位醫科學生走進貧窮父母的公寓,看見母親訂購良久後終於收到的娜芙蒂蒂縫紉機,感到十分興奮。她的父親把這台向政府月供1埃及鎊而得到的機器視為雜物,而她母親則確信這台縫紉機是很有價值的收穫。

不久之後,政府情報部門拘捕了醫科學生及其同學,在審訊期間向他們嚴刑拷問,務求逼他們供認從事危害國家的行動,並供出同黨名字。這位學生回家後躺在床上,被父母和鄰居包圍着。她對大家的慰問毫無反應,然後眾人逐一離開房間,走在最後的是她那位傷心的父親,此時從門口可見放在客廳的那台娜芙蒂蒂縫紉機。在這幕之後,它就沒再出現在電影中。

電影截圖中呈現屋內的一幕。一個女人帶着興奮的表情,單手捂着心口,走向畫面左邊桌子上一台薄荷綠色縫紉機,另有兩人坐在右邊的桌子旁。

Ala Younis,《Nefertiti》,2008年,錄像截圖:電影《Al Karnak》中,主角走進公寓,向娜芙蒂蒂致敬的一幕,圖片由藝術家提供

《Al Karnak》改編自Naguib Mahfouz的小說。這位小說家向來不替作品標上日期,卻在此小說文末以阿拉伯文寫上「1971年12月」及「完結」。有趣的是,小說並沒有提及任何縫紉機,可見娜芙蒂蒂出現在電影中的一幕,是電影製作者刻意加入。或許他們意識到娜芙蒂蒂的地位,希望記念此物的特別含義,於是在電影中加入這台縫紉機,讓它擔當沉默的演員,雖不能發聲,卻是一個可供人指點議論的對象。或許這部電影是利用納薩推行的計劃,掉轉其矛頭反過來抨擊它們。納薩去世後,繼任總統的沙特察覺自己的民望難以與納薩相比,一些文化界人士遂主動提出揭露納薩時代種種不曾為人述說的弊病。

在沙特執政的時代,經濟及政治觀念有所轉變,新自由主義項目與私人投資者開始分佔埃及國營工廠的市場,進口產品增加,對本國工業基建的支援減少。為了令這些轉變顯得有理,社會需要一部電影,由知名演員與劇組製作,講述在納薩統治時代的埃及,年輕政治活躍分子所遭受的殘酷待遇。這種電影需要兩大元素,一是一個如娜芙蒂蒂縫紉機那樣,不至於太露骨,卻又能讓人想到納薩時代工業運動的象徵物;另外是政府默許人們對之公開批評。《Al Karnak》是經沙特先行觀看並准許後才發行。為對沙特表示答謝,監製把電影的部分收入捐給埃及軍隊。《Al Karnak》帶動了一股「Karnaka」風氣,大意為「持續進行的Al Karnak」,或「效法《Al Karnak》」。在《Al Karnak》上映後,不少電影都對納薩時代進行類似的批評。

阿拉伯國家一方在1973年的中東戰爭中取得一些成果後,不只持續開放其市場,連埃及本身、埃及總統與第一夫人Jehna Sadat的形象也變得更為開明。某天她到訪沙特家鄉阿布庫姆村(Mit Abul-Kum)時遇上一位婦女,她那個沉迷賭博的丈夫不但賣掉她的縫紉機,更將她與女兒拋棄。為此,第一夫人要求市長提供一幢建築物和一些縫紉機,以讓婦女們能自力更生,市長最終給了她一座位於Talla鎮的空置舊警署。沙特夫人用手提擴音器向鎮上婦女宣佈:「想工作的女性,明晚前來舊警署吧!不論單身、已婚、喪偶還是已離婚的,一起來吧!不論你已有一技之長,還是希望受訓,都一起來吧!如果你打算勤快工作,賺錢養家,那就一起來吧!」[14] 到場的婦女獲告知她們製作的衣服會送往開羅出售,這是另一項把縫紉機用作促進經濟成長和社會進步的工具的新計劃。其後在1979年,沙特總統與以色列簽署和平協議,承諾裁減埃及軍隊人數,並將大量退役官兵從前線被調到軍工廠工作。

Sonallah Ibrahim的小說《Zaat》(1992年),一邊以不同總統管治下的社會制度變遷為背景,一邊敍述一名埃及婦女對改善生活的渴求。故事帶領讀者經歷納薩的國家社會主義,走過沙特的新自由主義,再過渡到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提倡的私有化改革,穆巴拉克是在1981年沙特於閱兵儀式上被伊斯蘭激進分子刺殺後當上埃及總統的。這本小說的女主角是位報館職員,負責在已出版的刊物上校對錯別字,並審閲同業對手出版的內容。書中章節交錯,一章敘述這位報社職員的人生,下一章翻印關於當時埃及工業衰退影響生活環境的新聞剪報。Sonallah藉着這些紀錄勾勒出國家工業運動局部瓦解的局面,同時描繪過度沉溺於物欲的女性面貌,她代表了當時沉迷購物不能自拔的消費主義心態,想要買更多物品,不只是納薩提倡的本國產品,還想買進口的、昂貴的商品。《Zaat》穿插新聞片段的章節,以官員的聲音告訴讀者,當時的工業基建在面對競爭時,並非立於不敗之地。

黑色的背景中有五行電影截圖,每行八張,呈現一套紀錄片的不同場景。

由眾多電影截圖組成的作品,截圖來自Hossam Ali於 1985年執導的紀錄短片《Al Maarad(The Fair: Four Documentary Scenes)》,此作品呈現在1985年開羅國際工商博覽會上,消費者、官員和及外國代表的各種行為,圖片由藝術家提供

娜芙蒂蒂縫紉機是否在1980年代末停產,目前尚難稽考,但沙特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容許廉價產品進口,充斥埃及的本土市場,這些進口產品包括縫紉機。而54工廠民用品部門首任主管的兒子認為,正因本土市場受社會主義式壟斷所支配,才令國產品無力與國外進口的新產品競爭。由於娜芙蒂蒂的備用零件數量不足,其忠實用家遇到縫紉機損壞時,只能靠東拼西湊為它換上生鏽的舊件。Muhammad Abdel Wahab在1984至1993年擔任穆巴拉克政府的工業部長,在他看來,國有化及私有化皆是「致命的錯誤」。他在一次採訪中談到,到訪的美國部長及世界銀行官員要求埃及實行全面私有化,而1990年代的「新口號」是「頌揚私有化……而非推動工業進步」。[15] Wahab形容當時「實行私有化的方式導致公營部門倒閉,而沒有創造新的工業生產能力」,而由於公營廠房打算出售,所以沒有再獲投資。[16]

1997年,埃及樂蜀(Luxor)發生了一宗嚴重的恐怖襲擊,穆巴拉克隨即鎮壓了伊斯蘭激進組織。這一年,在納薩推動建軍時期將許多德國科學家與工程師帶到開羅的埃及製HA-300戰鬥機,被送到德意志博物館,在梅塞施密特基金會籌辦的展覽中展出。該基金會購下這架已被放棄的戰機,把它運至慕尼黑,花了兩萬小時,亦即五年半時間將之修復,以在博物館中展出。出席展覽開幕儀式的人包括幾名曾駐開羅的德國專家,以及當時負責試飛HA-300戰鬥機的印度藉機師。這位試飛員提到在HA-300初製成時,他怎樣為測試事宜進行協商,又如何在試飛前要求當局修改設計,以及德國專家不斷對他的意見不予理會,又談到他如何駕駛飛機滑行通過納薩總統面前,而總統還向他詢問對飛機構造的意見。

在約16年後的2013年,《Zaat》這本小說改編成電視劇,並加入原著沒有的細節:主角買了一台縫紉機在家工作。劇集其中一幕描述她掀開蓋着縫紉機的保護套,她的丈夫隨即大喊:「是勝家!還是德國製造的!」[17] 劇中的丈夫是政府公務員,對他來說,在減薪和收入不足的時勢下,購買西方產品簡直是任意胡為。這幕捨棄採用國產的娜芙蒂蒂縫紉機,也許反映了在《Zaat》原著撰寫時娜芙蒂蒂已經停產,又或者電視劇拍攝之時,離娜芙蒂蒂的時代已遠,人們不復憶記這台縫紉機。也可能編劇及道具設計師根本不知道有娜芙蒂蒂的存在;又或者,勝家縫紉機在劇中的出現是刻意為之,存心要讓人感覺到娜芙蒂蒂被抹滅。

2008年8月某酷熱的一天,我在開羅的跳蚤市場買了五台娜芙蒂蒂縫紉機。我的朋友幫忙把機器抬到計程車上。我們徒手抓住刻上「Nefertiti」的縫紉機橫臂,感受金屬機身的滾燙灼熱,走在市集的泥路小徑,路上塵土飛揚,令人昏頭轉向。每台機器重逾12公斤,表面積滿灰塵和油脂。

同年Contemporary Image Collective在開羅市中心的匈牙利文化中心舉辦「PhotoCairo 4」展覽。我將這五台娜芙蒂蒂逐一清潔乾淨,放在白色底座上,排成一條(生產)線,旁邊更以投影方式播放長11分鐘的錄像,讓記得這縫紉機的觀眾恢復對娜芙蒂蒂故事的記憶。我更把兩張縫紉機的照片印在金屬襟章上贈予觀眾。

觀眾開始與我分享關於他們擁有的娜芙蒂蒂的故事,或者同時期其他由國營工廠生產的家用品的點滴片段。這些討論帶來一些問題,那就是消費品在人民生活及整體社會中的位置。工業體系乃至於其產品,明顯對人民具有十分重要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意義,而物件成為時代的標誌,甚至被賦予人格。為此,我與埃及作家Motaz Attalla合作,收集了關於娜芙蒂蒂縫紉機、烤箱、肥皂、香煙包裝盒、電視機、打字機、汽車、名叫「火箭」的巧克力等20種納薩時期國產品的口述歷史,並集結成名為《從針到火箭》的小冊子。

一間設有白色牆壁的房間中,可見五台薄荷綠色金屬縫紉機放在白色展示台上,排成一行。照片的焦點放左最右邊的一台上,背景中其餘的縫紉機則漸次變得模糊。

Ala Younis,《Nefertiti》,2008年,匈牙利文化中心「PhotoCairo 4:The Long Shortcut」展覽現場, 開羅Contemporary Image Collective舉辦,展期為2008年12月17日至2009年1月12日。攝影:Tarik Hefny,圖片由Contemporary Image Collective及藝術家提供

在開羅展出《Nefertiti》後,此項目亦巡迴至丹麥奧登斯及約旦安曼,並於2010年在倫敦Delfina基金會的展覽展出。當時我舉辦了一場講座,闡述我對娜芙蒂蒂歷史的研究工作。一群來聽講座的大英博物館策展人表示,如果我有關於這個項目的文件資料,他們願意購藏這件作品。但我沒有,所以這個項目就繼續巡迴各地展出。

兩年後,我到柏林新博物館觀賞娜芙蒂蒂王后的半身雕像。同行者中有人看不見任何禁止拍攝的告示,就想上前拍照,卻遭保安員阻止。原來入口外已貼有「請勿拍照」的告示,這告誡觀眾在進場觀賞此半身像前,應先充分了解它的重要性。如果這件藝術品的魅力有令人產生拍照留念的衝動,那麼親眼見到實物前先看到的警告,就必定壓抑減損了它的這種魅力。這表示任何與此歷史文物的關係,無論是地理、文化還是歷史層面的關係,都不足成為理由,令博物館容許觀眾在館內拍攝雕像的照片,而此物的歷史及當代論述,實際上就是由博物館來規定。

2016年,我在大英博物館的通訊上看到一則徵集現代埃及物件活動的消息,已萌生這個想法。通訊上說:「此活動並不徵集專為美術館和博物館而做的事物」,[18] 而「僅收集一些能夠體現現代埃及物質性的東西,比如路標、電影海報、納薩時代具有強烈現代主義風格的縫紉機等」。[19] 娜芙蒂蒂縫紉機與「照片、回收物料製品、造型各異的齋月燈」等一同納入徵集之列,並與空瓶子、打字機,以及以穿着法老服裝的「現代」女性為封面的雜誌同場展出。[20] 展覽刻意「避免把埃及呈現為一種以農村為主、傳統或依賴手工藝的社會」,卻似乎變成了另一種關於「埃及的『民族誌式』徵集活動」。[21]

在燈光昏暗的房間中,可見五台放在展示台上的薄荷綠色金屬縫紉機,其上方有射燈照射。而在後方屏幕的畫面中,同一款縫紉機的圖像在黑色背景上排成多行重覆出現。

Ala Younis,《Nefertiti》,2008年,西維爾安達盧西亞當代藝術中心展覽現場,展期為2018年2月16日至6月10日,攝影:Pablo Ballesteros,圖片由安達盧西亞當代藝術中心提供

目前一間歷史文物博物館展出娜芙蒂蒂縫紉機,其館藏文物大多來自殖民時期,例如棉花。當時埃及一直種植和收成棉花,並在埃及的工廠(於1960年轉為國營)編織成補貼布料(闊幅布)發售或贈出,或由丈夫離家參軍作戰甚至陣亡的婦女,以得到補助購買的縫紉機縫製,為她們帶來收入。儘管博物館內容許拍攝,但娜芙蒂蒂的展示方式,限制了公眾與之互動,因而無法覺知此縫紉機與更廣泛複雜的歷史的關連。例如,娜芙蒂蒂是靠牆擺放,因而機身上說明生產地的金屬牌貼向牆壁,令人無法肯定它是不是生產於阿聯時期,儘管從其製作規格判斷,這台縫紉機無疑是該時期的產物。

這種缺失就像一場明顯的中和過程,叫人難以忽視或視之為正常。在那個沉迷去殖民化的時代,娜芙蒂蒂縫紉機是嘗試賦予家庭力量的舉措,它是實用的符號,象徵一個有其予人希望、同時有其擴張和壓迫措施的反殖民主義項目,也是能為人提供脈絡的參考架構。縫紉機背後錯綜複雜的歷史背景若被抹去,就形同一個空洞的容器,那它還剩下甚麼重要性?

此文章原於「M+ 故事」的《博文集》發佈。

Ala Younis是一位藝術家,主力研究、策展、協作、電影創作及寫作。她曾在倫敦、西維爾、沙迦、杜拜和紐約等地舉辦個展,並曾參與威尼斯雙年展、伊斯坦堡雙年展、光州雙年展及紐約新當代藝術博物館三年展等聯展。她曾在2013年為威尼斯雙年展首屆科威特館擔任策展人,曾擔任柏林國際電影節的 Forum Expanded顧問,也是世界藝術學院(科隆)成員。

  1. 1.

    1950年代的Husqvarna縫紉機呈綠色,機身曲線優美,設有按鈕、齒輪,並刻有名字,與Nefertiti的設計非常近似。

  2. 2.

    AbdelAziz EzzelArab:〈And as You Listen: The Oral Narrative of Muhammad Abdul Wahab,Ministry of Industry of Egypt, 1984-9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第41卷, 第1期(2009年),頁3。

  3. 3.

    第一顆由埃及兵工廠製作的子彈,是由27軍工廠在1954年10月23日生產,當天亦被定為節日。

  4. 4.

    K. M. Barbour:〈The Distribution of Industry in Egypt: A New Source Considered〉,《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第50期(1970年 ),頁159。

  5. 5.

    同上,頁169。

  6. 6.

    同上,頁159。

  7. 7.

    Harper W. Boyd、Abdel Aziz El Sherbini及Ahmed Fouad Sherif:〈Channels of Distribution for Consumer Goods In Egypt〉,《Journal of Marketing》,第25卷, 第6期(1961年),頁32。

  8. 8.

    Fuad Faris:評<Class Conflict in Egypt: 1945-1970>,《MERIP Reports》,第29期(1974年 ),頁24-26,DOI:10.2307/3011683。

  9. 9.

    Mahmoud Hussein:《Class Conflict in Egypt: 1945-1970》( 紐約:Monthly Review Press Books,1977年),頁ix。

  10. 10.

    引自1967年11月23日納薩在埃及國會的發言,英文由作者翻譯。

  11. 11.

    同上。

  12. 12.

    Yasser Abdallah:〈Homeland’s Voice and Defeat, Umm Kulthum and her War Effort〉,《Ma3azef》, 2017年6月4日,https://ma3azef.com//أم-كلثوم-مجهودها-الحربي/。

  13. 13.

    Aly Badrakhan曾為Yousef Chahine拍攝的一部關於大壩的電影擔任助理導演。

  14. 14.

    Jehan Sadat:《A Woman of Egypt》(紐約:Simon & Schuster, 2002年),頁201–202,由作者翻譯自阿拉伯文。

  15. 15.

    AbdelAziz EzzelArab:〈And as You Listen: The Oral Narrative of Muhammad Abdel Wahab, Ministry of Industry of Egypt, 1984-9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第41卷,第1期(2009年,頁1-3,http://www.jstor.org/stable/40206048。

  16. 16.

    同上。

  17. 17.

    《A Girl Named Zat》(2013年)是一套電視劇,由Kamlah Abu-Zikri及Khairy Bishara執導,開羅MISR International Films製作。

  18. 18.

    Neal Spencer:〈Modern Egypt project〉,《 Newsletter Egypt and Sudan, British Museum Newsletter》,第 3 期(2016年),頁32。

  19. 19.

    同上。

  20. 20.

    同上。

  21. 2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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