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記得幾年前一個晚上，在威尼斯看到的那些困惑驚訝的神情。那是2015年第五十六屆威尼斯雙年展，在被我們私下稱為「香港館」舉行的曾建華個人展覽開幕晚宴。席間我致辭表揚這位藝術家，並讚美香港精彩活躍的當代藝壇。我並非首次將香港現況與洛杉磯藝壇（譬如1990年代的面貌）相提並論，但今次顯然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問題自四方八面襲來！我指的到底是甚麼？香港與洛杉磯畢竟有霄壤之別！

沒錯，兩地顯然大有分別，相異之處不言而喻：一個是世界聞名的垂直城市，另一個則在太平洋對岸擴展，彷彿極目無盡的扁平網絡；兩地的文化、語言和政治差異亦同樣明顯。然而，我們亦可留意到兩個城市的自我形象，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電影業和流行文化之上。更甚的是，兩城的歷史相若，都是初建於原本人煙稀少的區域，並且其發展在很多方面是違逆自然的限制。

不過，我所提出的對比，其重點比這些更具體，那是源於約三十五年前我的一個尷尬發現。我首次到訪洛杉磯期間發覺，許多與我投契的藝術家，例如：Ed Ruscha、James Turrell和John Baldessari，還有那些在我這個歐洲人眼中，理所當然地認為是紐約人的藝術家，事實上是深深植根於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美國西岸，更確切地說是洛杉磯。可是，我們在歐洲所看見這些藝術家的作品展，皆由如Castelli等紐約藝廊籌辦；我們所讀到有關他們的報導，均出自如《Artforum》、 《Art in America》等紐約雜誌。那時，我發現自己並非唯一有此錯覺的歐洲人，後來亦察覺這個誤解仍在持續。在1980年代，愈來愈多洛杉磯藝術家受到國際關注，如Chris Burden、Paul McCarthy、Mike Kelley、Charles Ray等，不勝枚舉，但他們被「再脈絡化」（re-contextulised），或者應該說是被「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sed）。故此，在國際藝術界的地圖上，洛杉磯仍是蹤影杳然。

我開始在這些迥異的藝術家之間，看出一個有趣的關聯。把他們連繫起來的，正是他們本身的差異──不僅是個別藝術家之間的差異，還在於他們與藝評人主力向市場灌輸的主流趨勢、風格和分類的差異。這兒並不像紐約，有普普藝術、極簡主義、概念主義或其他廣為人知的藝術運動或風格，反之，這裡有的只是原創的混合風格作品和互相扞格的策略。這些藝術家之間的另一個關聯，是他們的藝術生涯皆始於洛杉磯。他們吸引我的，正正是他們的「不純粹」，因為他們不可能被分類。

我當然想知道更多，以了解他們的出身背景，於是便開始尋找書籍和展覽圖錄。可是一找之下發現，這些資料似乎付之闕如。從沒有大型展覽闡明洛杉磯藝術家顯著的非凡之處，僅有一本著作以此為題──Peter Plagens的《Sunshine Muse: Art on the West Coast, 1945-1970》，已是1974年出版的書。這種情況有許多解釋：藝術市場（如出版商與藝廊）對加州一隅相對缺乏興趣，自信不足，或難以選擇哪些藝術家應納入這個藝術圈中，而形容這個藝術圈最貼切的方式，是「一個互相支持的跨世代朋友圈子」。

所以，我看到有一件事可以做，甚至視之為使命──籌辦一個展覽，嘗試從歐洲局外人的獨有角度，概述洛杉磯藝壇由1950年代末或1960年代初起的發展；將當地藝壇面貌補充完整，在歐洲已頗有名的藝術家以外，介紹更非凡且尚未受國際關注的藝術家作品。將Ed Kienholz與更本土的潮流界傳奇人物，如Wallace Berman和George Herms的作品並列，同時，特別推介超有型的Billy Al Bengston、 Joe Goode與Ed Ruscha的作品。

經過多年的資料蒐集，「Sunshine & Noir: Art in L.A. 1960–1997」展覽逐漸成形，呈現四十九位藝術家與一個藝術團體合共逾兩百件作品與裝置，還有兩件分別由藝術家Paul McCarthy和Diana Thater策劃、合共四十四個單頻道錄像的裝置。展覽由丹麥哥本哈根外的路易斯安那現代美術館（Louisiana Museum of Modern Art）舉行，並與原先的計劃不同，先於德國和意大利展出，再移師洛杉磯漢默美術館（Hammer Museum），作為大名鼎鼎的博物館總監Henry T. Hopkins退休前的告別展覽；Hopkins在預展上致辭時道：「這是一個我們自己無法辦成的展覽，必須由局外人來做才行。」

那麼，展覽呈現的是甚麼景象？跟今日的香港藝壇有何關係？

簡而言之，洛杉磯這個藝術圈中的藝術家，可以說數十年來從未認真期望有誰會重視他們所做的事。社會所關注的是完全不同的事──即使文化上亦如是。當地藝術機構勢單力薄，收藏家少之又少；就算有，他們也偏好購買其他國家或其他時期的藝術家作品。在紐約這個全國美術都會的陰影之下，此情況更趨嚴重。尤其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如果一場盛事不是在紐約舉行，那就必被視為鄉下，不值一提。當時「鄉下」絕對是個輕蔑之詞。在洛杉磯生活的理由當然有許多，而選擇留在這種環境的藝術家，或多或少要甘於低調行事。他們的觀眾大多是藝術家同好，少數是其他人。這固然令人沮喪，但在某些意義上這可視為一種解脫。他們不必受市場或藝評人支配，去改動或包裝自己的創作，於是成就出一列名副其實、無與倫比的作品。

總而言之，到「藝術重地」這個觀念瓦解的那天，當「主流藝術」這個主張成為一個遼闊的三角洲，甚至一片汪洋時，這個地方和當地的藝術家便漸漸為人所知，而他們已準備就緒以應對新局面。洛杉磯走出陰影，忽然給人創意溫床的感覺：有兩代甚至三代藝術家在國際藝壇突然成為「令人期待的新事物」；他們當中有些被重新發現，如Larry Bell（生於1939年）和John McCracken（1934年至2011年）；有的卻意外晚成「藝壇突破」，如Paul McCarthy（生於1945年）活躍逾二十年後，於1992年在洛杉磯當代美術館（Los Angeles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舉行的群展《Helter Skelter: L.A. Art in the 1990s》中被「發掘」；其他人如Bruce Nauman和David Hammons，則獲重新追溯到他們洛杉磯的根源。終於，洛杉磯步出陰影，眾多出色非凡、極具個人風格，變化多樣且不受拘束的藝術實踐得見天日。

各位熟悉香港藝壇的讀者，這是否似曾相識？將「1960年代和1970年代」換成「1960年代至千禧年代」，將「紐約」改作「北京」，你就會發現眾多出乎意料的相似之處。香港自 2010年至今，仍在經歷同一個重新發現的過程，儘管規模較小，但同樣是晚成的突破，同樣是藉眾多出色非凡、極具個人風格，變化多樣、不受拘束的藝術實踐，展現年青的藝壇面貌。

雖則兩者的確有明顯不同，但是如果我們更深入探討，我肯定我們會在這兩個城市之間找到更多類同。其中一點，是兩地藝術類型的界限都趨於模糊，我想起電影導演兼演員Dennis Hopper的攝影和繪畫，當時還有Ed Ruscha以Eddie Russia為名，於1960年代為《Artforum》雜誌創作的平面設計。這個手法亦見於香港，不過是反向而行，如黃炳培（亦稱又一山人）遊走於設計與藝術之間的實踐。

我把香港和洛杉磯相提並論，或許令威尼斯晚宴的座上客愕然，但我認為它是合理的。而且，這個對比引發我們對未來的希望──至少就藝術而言。在香港，我們才剛剛看見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