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昕的数码委约项目《地表之下 别无他物》（2021）藉装设在香港的天线，搭建天人对话的桥梁，让观众聆听太空中废弃的卫星发出的讯号声效。这件作品不仅延伸了艺术家对艺术与科技相结合的一贯志趣，也透过与即将达到生命尽头的卫星“对话”，就联系与孤独提出深刻的洞见。在此对谈中，M+数码特别项目制作人辜雪婷与刘昕探讨此作背后的创作思想、艺术与技术的关系，以及刘昕开展太空艺术创作的缘由。

辜雪婷（以下简称辜）：你开始以太空艺术创作的契机是什么？虽说太空艺术存在已久，但它还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主题，尤其因为相关技术普通人很难接触到。

刘昕（以下简称刘）：当时我在麻省理工大学的媒体实验室读研究生，我的一个同学是比较典型的太空爱好者。他成立了一个跨学科的太空探索协会，让来自生物、建筑、艺术、设计、人文等其他领域的人，一起在太空的环境下创作。我们做了很多工作，类似初创一个公司，把这个学生团体变成麻省理工里面比较正规的学科部门。

现在太空艺术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围绕太空进行主题创作，另外一个是艺术家在创作过程当中，将自己或者物质带进太空，探索一些新可能。

我对太空的兴趣，更多来源于早期的大地艺术。对我来讲，太空科技不仅仅是现代科技，更让我们去理解地球跟宇宙的关系，以及以外层空间的视角去看待相关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说自己是地球人的时候，首先要认可一个外层空间的概念，才能回望这种自我认知。

这是我创作中最感兴趣的地方。太空艺术更多是一种世界观和视角，而非纯粹的技术手段。

辜：你刚才聊到大地艺术，以及观看视角的问题。《地表之下 别无他物》这个作品恰恰是从太空鸟瞰地球。那你通过这样的视角想要传达或者讨论的是什么？

刘：如果大家在卫星过境时浏览网站的话，会发现一句话：“地球的整体第一次被我们看到时，人类世开始了。”当时写下这句话是因为，我们讨论地球时，经常会想到蓝色星球那张照片。很多人一看到就会说，这是我们的家园，但这个视角本身是非人类的。除了少数去过月球的宇航员之外，很少人真的这样看过地球。同时，我们从网络地图等来看山川、交通、楼房，其实获得的只是像模型一样非常干枯的图像和简化的信息。这些视角都不是源于我们的生活体验。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代。我们的日常生活体验，跟接收到的视觉信息、观察世界的能力是脱节的。我们可以理解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甚至推算、渲染出宇宙大爆炸的一刻。但这对人的感官体验来讲，完全是抽象的。我希望这个作品能建立一座桥梁，把这两种理解和体验世界的方式联系起来。

辜：我们思考和宇宙的关系时，常常会用全人类的角度，而个体的经历往往是忽略不计的。但你也提到自我的概念。你觉得作为一个个体，你自己和宇宙的关系是什么？

刘：可能我这样说听上去非常不科学，但从感受程度来讲，我觉得每个个体所感受到的宇宙都是唯一的。所以我觉得个体跟宇宙的关系是最为紧密的，也是我们真正唯一可以去讨论的体验。谁可以代表全人类？是否能够将个体的多样化真正地体现出来？

我希望通过作品用自己的方式去感受世界和宇宙，建立私人的连结，同时把体验分享给别人。希望观众也会去思考自己跟世界的关系。

辜：你的土豆项目《挖掘未来》（2020–），是把土豆种子发射到太空，然后在极端环境下测试土豆的变化。这一方面是从人文学科层面出发，探讨关于物种、人类活动等议题；另一方面也有它的科研价值。想问一下，你的实践是如何在这么多领域之间游走的？你思考问题的时候，是从艺术家的角度还是从工程师的角度出发？

刘：我思考怎么做出一个东西的时候还是更像一个艺术家，我主要关心作品要表明的意图。但这样去思考的不仅只有艺术家，任何对文化历史或者人类活动感兴趣的人都会如此。艺术只是呈现想法的一个方式而已。

《挖掘未来》关心的是我们进行太空探索的过程当中，如何面对殖民和多样性的问题。土豆是全球第五大的农作物，从秘鲁原产到现在，它的历史就是人类殖民的历史。现在即使要去外层空间，我们也会载几个土豆种子。

而科学领域更关心的是：当要进入太空，土豆有两种发展可能。可以是以基因工程育种的方式去做最优良的一、两颗超级土豆。或者是说相信土豆本身的多样性，能够适应环境变化，种子混种的时候能提高存活率。也许并非单纯关乎科学，但是这种选择背后反映出不同的世界观。你选择最优质的物种呢，还是相信多样的文化背景会带来更多可能？

对我来讲，科技和艺术创作有时是混在一起的，所以我的作品很多时候有点讲故事的感觉，科研是故事里面的一个道具，不同的学科都可以塞进去，一起构建一个小世界。

辜：你之前的作品，比如说《轨道编织者》（2017）、《脱离》（2019），你的身体有出镜。但是在这次的作品中，你的身体是处于一种看不见的状态。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是受到网站这个媒介的限制吗？

刘：我觉得身体没有缺席。这个作品起始于我尝试拿家里的扫帚做天线，去接收卫星讯号时的身体体验，听到的噪音和看到的卫星云图，当时我的身体还是在的。《地表之下 别无他物》作为一个建于网站的作品，它的独特之处在于由观众自己打开网页去体验。我希望他们看到的不是我的身体、我在做这件事情，而是他们本人作为那个身体，去看去听，这跟我当时的追卫星的体验已经非常相似了。所以这个作品要求观众的参与度，也许没有看到我的身体，但我希望他们的身体是在场的。

辜：作品发布之后我收到一些公众响应，他们觉得永远在错过这个直播，也不太理解在场性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因为科技时代，大家已经习惯了快速获取信息，所以跟他们说需要耐心等待才能体验这个作品是有点难的。

刘：我觉得对观众的确是个挑战。但我们会发布卫星过境的一周预测时间，大家可以去提前安排。我希望观众可以坐在计算机前去想象，卫星在香港上空划过的一刻。

辜：在作品的网页文字，你提到疫情期间的孤独感。而这些废弃卫星在外层空间滑行，也有一种孤独感。你能谈谈这两者在作品中是否有关连？

刘：我之所以做这个项目，是因为疫情期间在纽约居家隔离。当时觉得自己跟整个世界脱节，但是社交媒体、新闻不断地告诉我世界发生了很多事情，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时刻。所以才想看看到底外面发生了什么，就开始对“捉卫星”这件事情感兴趣。因为它直接从天空拍下地球的照片，可以看到纽约这块到底是什么样的。后来做作品的时候要在网上订购天线，很多网站都断货了。捉卫星在疫情期间变成了一个潮流，蛮有意思的。也许跟人们希望以其他方式，重新与世界联系起来的愿望有关吧。

辜：说到天线，其实这个作品也点出了技术更替的一个问题：太空中废弃卫星使用的无线电发射技术相对于地面来说已经过时了，这个收发差异反映了技术的进步。这让我想起麦克鲁汉的媒体理论，他提出新技术不仅会替换旧技术，也可能复活旧技术。你是怎么看待新旧技术之间的关系？

刘：就这个作品来讲，旧技术就是无线电，类似我们平时调频电台的技术，它是二十世纪非常重要的信息传播技术。我们现在有了互联网，有了比较私密的光纤技术和蜂窝网络，比如5G。但我们也意识到，互联网不是免费的，很多大型公司在控制我们使用互联网的方式。以前的广播谁都可以听，加密也没有那么好。无线电技术反而成了开放的可能，这种去中心化非常有意思。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状，也是科技发展和人类历史交错过程当中很奇妙的化学反应吧。

辜：还有一点，就是技术操作的难易程度。你有一些基础知识就可以动手去做天线，做一些有趣的装置。但像iPhone这种新设备，其实你能调整或者改变它操作逻辑的可能性就很小了。结合你刚才说的技术去中心化潮流，就此你有什么看法？

刘：有一些旧技术现在看来不再复杂，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它更易上手。但其实新技术也有这样的可能性，虽然可能看上去非常难，但它技术本身还是开放式的，只是你需要花一些时间才能理解它。但像苹果制造整个技术生态系统的时候，是有目的性地将它打造得比较封闭，一个资本驱动而打造的科技环境。还有一层就是资本本身用各种方式，甚至是知识产权去阻碍我们解剖新技术。

这是一个多方角力的过程。一个是立法的问题，反垄断法；另外一个是个体本身如何去理解看似复杂的科技系统。作为大众，我觉得有一些基本知识，甚至是好奇，

也能帮助我们。当我们去点那些条款（我同意、我同意、我同意）的时候，它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黑盒子，但这个盒子之所以如此封闭，不仅仅是因为技术的难度，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辜：非常感谢你花时间分享自己对太空、艺术和科技的创作实践和见解。最后能透露一下接下来的项目吗？

刘：其中一个是关于基因序列的。我之前就很感兴趣，它是如何被提取、慢慢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这将会以一个新作品的形式呈现，还蛮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