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世、资本世、怪物世：唐娜‧哈洛威与玛莎‧肯尼对谈

远早于人们近年对「人类世」产生兴趣之前，唐娜‧哈洛威已经在关注如何「在一个尚未被杀害的脆弱星球上」^[1] 好好生存这个问题。哈洛威是当今世上举足轻重的思想家，致力探讨自然和文化的政治（她认为两者是不能分割的），其论著充满包容大度、愤怒、机智，以及锋芒毕露的智慧，启发几代读者以批判的态度及创意去思考如何在定居殖民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军事化技术科学带来的困境中生活及工作。

哈洛威认为，对于这种一边继承暴戾的过去与现在，一边建立更宜居世界的工作，必须将之理解为一个集体项目，由各种充满矛盾、分歧和拒绝的不完整联系所组成，并且以各种世俗却必不可少的实践构成。她在自己的论著中尝试沿用这种手法，借着其他女性主义者、艺术家、社运人士、科幻小说家、生物学家和各种芸芸众生的著述，与他们共同思考。正如在这次对谈中，哈洛威提及的例子是跨学科、多世代，并且丰富渊博。她引用了其博士生导师、生态学家乔治‧伊夫林‧哈钦森，以及她以前的学生阿斯特丽德‧施拉德、伊娃‧海沃德（Eva Hayward）和纳塔莉‧洛夫莱斯（Natalie Loveless）的话。对于哈洛威而言，思考、写作和世界创造永远是「共生发」（sym-poiesis）的工作，是关乎共同创造。

近年，哈洛威致力于这个苦难及繁荣分布不均，并总是岌岌可危的多物种世界「与烦恼共存」。危在旦夕的世界，不论是美国西南部的去殖民土地、动物及人，还是脆弱的多生物珊瑚礁网络，都是混乱且永远未竟的；然而，「共生发」这项必要工作奠定了共同前进的新方式。

2013年12月，玛莎‧肯尼在哈洛威位于美国加州圣塔克鲁兹的家中与她对谈。以下是经编辑的对谈纪录，并得肯尼和哈洛威许可，以中英文于「M+杂志」转载。

玛莎‧肯尼：你的研究一直关注人类以及其他地球生物是否能在这星球上好好生存及死亡。在人为破坏愈趋明显的背景下，现今影响你学术研究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

唐娜‧哈洛威：嗯，这个问题的范围很广。我想我可以先列出一些我打从骨子里感到焦急的事情。我们活在一个大规模灭绝的时代，这包括其他生物及人类的群体灭绝。^[2] 我们身处战争持续不断、许多物种被过度捕杀以及群体灭绝的时代中，并在其中死去。与此相关却又独立的另一问题，就是迫在眉睫的气候变化。我们所栖居的星球正经历一连串系统性的变化，包括已经发生的，以及地球系统的一些恒定点预计会被完全打乱，例如珊瑚礁等复杂的生物多样性集合体，它们的状态会经历快速且不可逆转的变化。对人类及非人类兴盛至关重要的丰饶世界，可能并且已经在消失。变化可以是缓慢而渐进，然后砰的一声──系统的变化突然而彻底地改变生与死。打从血肉肌理中察知这一点，对我而言是当务之急。

这是关乎还在增长的七十亿人口的问题；预计至本世纪末，全球人口将达到一百一十亿。是一百一十亿！单是这庞大的数目以及他们／我们对地球的需索就不容忽视。我们必须尽力地彻底减轻一切由繁殖、消费和生产带来的沉重负荷，同时帮助人类和其他生物培养意志、想像力和准备好工具，令他们具备更有效的手段，制定更妥当的目标。减少人口必须带来更多的社会公义、更多的财富，而不是相反；这些财富会令数十亿人在一个不断变动的多样化世界中生活得更好；这是减少人类对地球的索求所不可或缺的要务。我们必须处理人类处于人造稀缺制度的问题，包括我们在这所谓的经济危机中正在经历的各种不公义的紧缩措施。我们所身处的世代正充斥着难以承受的榨取、不平等的人类贫困匮乏、众多物种灭绝和备受破坏的生态系统。即使如此，对于这个星球上的绝大多数人来说，饥荒确实减少了、疾病在不少地区受到控制、全球的极端贫穷问题亦减轻了──观乎剥削的严重程度，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们如何才能回复到二十亿人口的水平（即在我出生前不久的人口数量），又如何在减少人口的同时，令不同物种享有更大的公义和幸福？我认为这问题牵涉到我心目中大部分的难题。

肯尼：在你最近的论著中，你使用了「回应能力」（response-ability，原文读音与「责任」一词相若）一词，作为我们在这迫切情况下须要培养的美德之一。你能告诉我们你所说的「回应能力」是什么意思吗？

哈洛威：就像所有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字词一样，它们都是来自实践社群；它们是「共生发」（sym-poietic：poiesis意为「生发」、sym意为「共同」）的词语。这些词语和意念都是与许多人一同制定的。当我谈到「回应能力」时，仿佛就看到阿斯特丽德·施拉德（Astrid Schrader）、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和梵希安娜·德普雷（Vinciane Despret）的脸浮现眼前。^[3] 我感觉自己在输送引导，同时在编织、打结、钩织。

「回应能力」是我们赋予彼此能力的一种修练，亦即培养应对的能力。 「回应能力」不是在世界或伦理体系又或者政治承诺对你提出要求时，你就可以拿得出来的东西。 「回应能力」亦非你须要加以回应时能信手拈来的事物，仿佛它从来都存在。相反，其思考背景是人们为了在自己理想中的世界生活及死亡，与其他人一同培养的「回应能力」。因此，我认为「回应能力」必须由集体一同创造。它会以现在未有，但将来可能会有的深刻方式创造出来。这是一种诱惑、渴望、共创。

肯尼：你曾把你的学术研究形容为不断为大自然重新赋形（refiguring）的过程。你所说的赋形（figuration）是什么意思？你认为关注形象（figures）的生机与死气，如何有助增强生态「回应能力」？

哈洛威：我喜欢那些不会静止不变的字词，每当你以为已经定义了它们，事实却证明它们是附满了藤壶的船壳。你把藤壶刮掉，它们的幼虫又会重新落地生根，再次长出来。赋形是思考、沉思、冥想或游走于意念间的一种方式。我想知道形象如何帮助我们避免落入存在于字面意义上的致命幻想。当然，字面意义是另一个比喻，但我们暂且置之不管，视之为没有比喻的比喻。形象有助我们摆脱这世上是有「唯一正确含义」的幻想，它们同时具有视觉、叙事和数学的层面，有很强的感官特质。

我对翻线戏（string figures）一类游戏特别感兴趣，像是翻花绳──那是一种以手指和脚趾等多个触手或指头进行的游戏。正如伊莎贝尔‧斯唐热（Isabelle Stengers）所指出，翻花绳时，一组触手或指头须静止不动一段时间，以便接收另一组触手或指头传来的图案，然后将经过变化的图案又传回去，因此当中涉及静止和动作、给予和接受、停留和移动。翻线戏也是古老的游戏，世界各地皆有，因此是我思考回应能力、女性主义环保主义，以及科学研究时，自然会想到的形象。翻线戏属于SF游戏，到目前为止，SF游戏包括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科学真相（science fact）、推想寓言（speculative fabulation）、推想女性主义（speculative feminism）、线系关爱（soin de ficelle ），而这些游戏还在持续而尚未完结。与之相关的是娥苏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的〈小说的背袋理论〉（The Carrier Bag Theory of Fiction），当中提及说故事的重点在于将事物收集到一个网、一个袋、一个贝壳、一位接收者或空心的东西，以便共享。 「SF」充满了古老而重要的女性主义形象。

我想在这里提出另一组形象，它们与翻线戏有某种温氏图的关系。它们部分重叠，但也互相拉扯并不同。那就是具有触手的形象（tentacular figures）。那些长满触手的东西，像水母、华丽的海生蠕虫、夏威夷短尾鱿鱼，像《异世奇人》里的渥德人（Ood），像洛夫克拉夫特（H.P. Lovecraft）笔下的怪物克苏鲁（Cthulhu），也像很多其他东西。最近我经常研究这些长满触手的东西，以及以脸作为感受、缠绕、伸缩碰触、负向弯曲双曲表面的东西。近来我和美杜莎过从甚密。

肯尼：你为什么对这些触手形象如此着迷？

哈洛威：嗯，这部分也跟伊娃‧海沃德研究珊瑚礁时的发现有关。^[4] 她思考的是触觉视觉。她对人类以视觉技术和视觉器官研究珊瑚礁的习惯感兴趣。她指出视觉也是触觉，并称之为「手指般的眼睛」（fingeryeyes）。在她感兴趣的海洋生物中，有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感觉器官，对全球暖化尤其重要。由此可见，我们在思考深深依赖视觉的人类，如何以触觉方式来运用视觉，这些生物就不仅仅是比喻。视力可以被赋形成触摸，而非远离；是互相缠绕，或负向弯曲成环状和皱褶，而非从上而下俯瞰。很久以前，早在我撰写《赛柏格宣言》和〈处境知识〉之前，我喜欢将视觉性重现为一种共同生成（becoming-with）或共同存在（being-with）而非俯瞰。你无法逃离如视力般重要的事物，也不能舍弃它们。你必须重新赋形，然后当你发现它们已完全被重新赋形了，那你真正要做的就是重新栖居（re-inhabit）。

肯尼：我也非常喜爱以「探触器」（feelers）一词来称呼触手（tentacles），因为我们其他器官的名称都没有说明其功能⋯⋯我们没有「观看器」（seers）或「嗅闻器」（smellers）。

哈洛威：探触器实际上是一个动作名称。试想想美杜莎，那些蛇固然会将直视它们的人石化，但它们同时也是触角，是感觉器官。鲁斯滕‧霍格内斯（Rusten Hogness）提醒了我，它们是会盘旋缠绕的⋯⋯

肯尼：⋯⋯还有我从伊娃学到的一个奇妙单词──「触手性」（tentacularity），是形象、故事、多感官工具接触及吸纳受众的方式⋯⋯

哈洛威：还会吞没他们，有时则螫伤他们﹝笑﹞，因为这些触手很多都附有小小的毒囊或毒针，所以它们同时是猎食器官。它们并非无害的形象，而是关乎生死、冒险与缠绕的形象。它们是让我们凭借「回应能力」有意识地栖居于其中的形象。

肯尼：总是有人会问，谁被这些形象吸纳了、吸引了，谁又被吓到了。我很好奇「人类世」这个形象是如何延伸和采集的。它在吸纳人们方面相当有魅力。

哈洛威：而且很快！

肯尼：你觉得我们环绕这个「人类世」的形象所付出的努力有些什么可能性和局限？

哈洛威：好吧，让我先谈谈历史。现时通用的人类世（Anthropocene）一词可追溯到2000年一篇地质学论文，是由生态学家尤金‧施特默（Eugene Stoermer）与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所创，用以描述近几个世纪以来，人类行为对地球的大气层、岩石圈和水圈的影响，并被倡议用来称呼一个地质时期。然而，它很快就演变成更庞大的东西。艺术家、人文主义者、政治家、科学家和大众媒体纷纷采纳这个词，其魅力使它有继续使用的价值。我们急需一个单词来强调人类对这个星球的紧迫影响，因为人类的影响名副其实是深深刻在石头之中。任何未来地质学家在现时的大灭绝「事件」留下来的证据中，都可在岩石的成分中发现杜邦（DuPont）生产的合成化学物，并在水圈中发现药厂和石油化工公司生产的合成化学物。水圈、岩石圈、大气层、万物圈（everythingsphere），地球的多重世界化成（worldings）都会显示出工业时代人类活动的影响。我认为我们对这个单词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也解释了它大受欢迎的原因。

我也认为这个词套入了一些非常传统且朗朗上口的故事中，而那是需要更多批判探索的。人类（anthropos）这个词的形象是一个物种名称。人类（anthropos）是什么？所有的晚期智人？所有的人类？它究竟是指谁？最简单直接的答案就是使用化石燃料的人类。然而，工业人类也是一种类存在（species-being）；「人类世」甚至不涉及所有工业人类，而重点在于全球资本和全球国家社会主义的形成。其中很大部分涉及与人类和其他生物相关的交换网络、金融网络、开采做法、财富创造和分配（不公）。如果要找一个单词来形容它，或者称它为「资本世」（Capitalocene）更为恰当。这些大灭绝事件涉及开采地球资源来生产商品，即取用地球的所有资源，当中当然包括人类，还有所有会生存、会爬行、会死亡的事物，以及岩石之中和底下的一切。我们身处第三个碳时代，代表我们正在目睹人类以想得到的最具破坏力的技术，从地球深处开采世上最后一卡路里的碳，水力压裂等手段只是冰山一角，而这座冰山还在融化之中。且瞧瞧北极那边发生了些什么：随着北冰洋的海冰融化，各国的战舰和采矿船排着队，要提取北冰洋深处最后一卡路里的碳基燃料。称之为「人类世」无法反映以上所述的事情，并把它简化成一种物种行为；但明显这并非如此。所以，如果一定要找一个单词，我会称它为「资本世」。

我并不完全反对「人类世」这形象，部分是因为它已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一些迫切的事情上。何况这个词现在已不可能弃用了，即使它是很晚近才出现。所以我并不反对使用它，只是希望为这个词增添深度。

「人类世」的英文Anthropocene的字源也曾甚具争议。很多专家认为anthropos是「从地上仰望的人」，他们属于土地、来自土地，然而仰望天际，逃离自然和深海的力量，是「星体化」的。如果想用一个单词来形容我们这个物种，Human会是比较好的形象，因为它与腐殖质（humus）和堆肥（compost）相关。与anthropos不同，腐殖质与仰望没什关系，它最重要是火辣辣。 ﹝笑﹞贝斯‧斯蒂芬斯（Beth Stephens）和安妮‧斯普林克尔（Annie Sprinkle）的车尾有一个写着「堆肥真火辣」（compost is so hot）的贴纸，这是她们的女性主义生态性恋（feminist ecosexual）口号之一。不是后人类（post-human），而是「共同的后世」（com-post）。凯蒂‧金（Katie King）一直在玩「堆肥人文」（composting humanities）这词汇，而鲁斯滕‧霍格内斯（Rusten Hogness）就想出了「腐殖质学科」（humusities）以取代「人文学科」（humanities）。 「人属」（Homo）需要在腐殖质中重新扎根，而不是狂欢成为末世的人类（anthropos）。堆肥提供了各种形象，造就现今多物种的公共文化、科学和政治。

肯尼：玛丽亚‧普伊格‧德拉贝拉卡萨（Maria Puig de la Bellacasa）在土壤和永续农业运动方面的研究，非常适合用来思考堆肥和「人类世」。^[5] 她批判「危机」的形象，并强调应对危机与建立跨世代可持续关系之间的重要差异。

哈洛威：我认为这是深深植根于女性主义环保主义之中的。相对于「危机」，「迫切性」这个词对我来说更有力量。迫切性令人振奋，然而却跟末世或危机无关。它关乎栖居，关乎培养回应能力。

肯尼：打从《同伴物种宣言》开始，你述说的故事一直是关乎生物之间重要而致命的关系。你撰写实验室动物、敏捷运动、生物摄影，多物种共同生成（multi-species-becoming-with）的场域是箇中关键。讲述这些故事可以如何帮助我们，如凯伦‧巴拉德所说的，处身于这个不只关乎人类的世界中，并以身为其一分子的身分去学习「回应」？^[6]

哈洛威：多物种共同生成（Multi-species-becoming-with）、多物种共创（multi-species co-making）、共同创造（making-together）、「共生发」 （sym-poiesis），而非自生发（auto-poiesis）。 「共生发」这词源于1990年代末加拿大系统思想家贝丝‧登普斯特（Beth Dempster）关于景观设计和环保主义的硕士论文。^[7] 我经常引用其说话，一方面是因为我不想假装原创，并想重新成为这个集体的一员，即成为产生热能的堆肥。

肯尼：你在演示「共生发」。

哈洛威：对我来说，不论是演示「共生发」还是说故事，都是不断的回看和打岔。我努力地以「共生发」的方式去为我真正关心的事情讲故事，而这些事情几乎往往涉及非人类的生物。它们几乎都涉及生物成为世界化成不可或缺的部分的场景，当中当然也涉及自然文化（naturecultures）。因此，我会讲述与工作和玩耍相关的生物的故事，并且非常喜欢与一只狗（我心爱的狗，也是我的运动伙伴）共同生成，也是不足为奇的事。

这些训练帮助我重新思考道德思维能力的进化根源。对于我们的回应能力的进化历史，我们该怎样去看？生物学家马克‧贝科夫（Marc Bekoff）发表了一个非常精彩的理论，他提出伦理可能性、伦理回应能力是源自于游戏。^[8] 生物会对游戏信号的元沟通机制作出回应，令游戏得以继续并保持创造性，而不会变成侵略性或其他只具功能性的无聊东西。由于游戏是生物共同创造的活动，之前并不存在，因此它从来都不是功能性的，而是有建议意味的。游戏从快乐但危险的当下创造出未来，从斯唐热对怀特黑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主张提出的理论已略知一二。^[9]

游戏提出了新的抽象事物、新的诱惑。贝科夫没有直接这么说，但我将其理论给我的启发，利用他的理论来说我的故事；我们在互相游戏。这是一种以「共生发」形式就伦理起源所述说的建议式故事，是一种翻线戏。它将回应能力塑造成共同生成，源于游戏的风险。它源于与彼此一同冒险，而非限制。伦理主要不是一种以规则为基础的活动，而是一种建议式的世界化成活动。

如果人们开始为自己关心的事物说故事──狗、珊瑚礁、移民、以巴冲突、刚果民主共和国持续不断的战争，或是圣塔克鲁兹的海水淡化问题，若我们真正把说故事视作「共生发」实践，是有建议意味并邀请人们参与，那么我们就有机会重新塑造世界。游戏中总是有这样的邀请，询问：「我们是『我们』吗？」这个「我们」在经历建议式的风险和考验前并不存在。我认为所有重要的问题都涉及这个建议式的、质疑的、疑问的「我们」。

肯尼：说故事和赋形所用的语言也有其作用：「『这个』故事在『这里』有效吗？」同一个形象在某种情况下可能妙不可言，在另一种情况下却未必管用、未必能吸引人；它未必具有触手性（tentacularity），未必能创造「我们」。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游戏也具有其美学，是一种有其形式、类型、风格的游戏，一种想要看看这些东西能「做」什么的意愿。

哈洛威：对！老实说吧，我喜欢意念。我认为智力游戏超好玩的，我想邀请人们一同玩智力游戏，而不是嫌弃它。

肯尼：也要反抗那种将学术研究想成是过分严肃的终极权威的想法，让人们理解这是一种集体堆肥⋯⋯

哈洛威：⋯⋯堆肥会产生热力，更有可能变得太过火辣。 ﹝笑﹞这种说故事模式还牵涉另一个跟历史相关的问题。你永远不会由零开始；如何承先启后的问题一直存在。我不停思考如何跟与我们承继的事物共存，以及如何不弃掉它们。我们承继了许多事物，所以我们需要那种谦卑，那种永不由零开始和从头开始的谦卑，以及承继了一些我们没有选择也不能选择，却必须回应的义务。

肯尼：你觉得最近有没有其他人，如生物学家、作家和学者提出的形象、故事或建议，能为传承和回应能力的问题带来希望？

哈洛威：让我们从生物学内部开始，思考一下生态进化发育生物学（eco-evo-devo）。结果我把它变成了「生态进化发展科技历史心理学」（eco-evo-devo-techno-histo-psycho），把心理学放在最后是为了满足我那些比我更爱思考主体性的朋友。这是开玩笑而已，把「心理学」加进去代表我已走极端了，而这是必需的。生态进化发育生物学强调孕育出生物（critters）的所有共同生成（becoming-with）的共生发源（symbiogenetic）特质。我避免使用有机体（organism）一词，因为它看来有不少限制。生物学家史考特‧吉尔伯特（Scott Gilbert）和他的同事已开始使用「共生总体」（holobiont）和「全息生物群系」（holobiome）这些词，而非「有机体」（organism）和「环境」（environment）来表示构成时间和空间中任何「一员」的网状多样性。^[10]

肯尼：你能给「共生发源」一个定义吗？

哈洛威：1910年，研究地衣的俄罗斯生物学家康斯坦丁‧梅列施柯夫斯基（Konstantin Sergeyevich Merezhkovsky）创造了共生发源一词；后来为琳‧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所袭用。马古利斯涉猎甚广，也是一名懂德语的学者。她重新使用「共生起源」一词来形容复杂细胞结构的起源，当中细菌世界中的原核生物（它们须要进食才能生存）相互捕食但难以消化──那种局部进食而不消化，那种聚拢在一起却没有完全同化，两者变成少于二却又多于一，令数字变得含混，源自消化不良的复杂现代细胞──或者以玛丽莲‧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的话说，是「局部联系」（partial connections）。^[11] 这种情况发生在生物互相捕食而没有完全同化的时候。共（Sym）： 共同（together-with）；「生」（bio）：生物生存的方式；「发源」（genesis）：开始的方式。这些联系令凑在一起、仍渴望连结的生命永远无法完整。现代细胞是从共生发源而来的。

当代生物学家都说这不仅是现代细胞的起源，动物的多细胞结构本身，可能就是一次共生发源事件，领鞭毛虫这些在水中游来游去、带有鞭毛的单细胞生物就是例子之一。其中一种领鞭毛虫受某种细菌感染时会聚集成块，而当它们成块时，外观和行为会变得像海绵一样。如果你把这些海绵拆开，就会发现令它们变成海绵所必需的细菌，已成为了它们的一部分。这样看来，最早期的动物多细胞结构，似乎是涉及有核细胞之中和之间的细菌共生发源事件。纵使这完完全全过度简化了妮科尔‧金（Nicole King）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细致实验研究，但你大概也可感觉到这些研究结果是多么的令人兴奋。^[12]

发育程序又如何呢？例如夜间捕食的夏威夷短尾鱿鱼，身上就带有一种让它们在夜间发光的细菌，因此从下方观看，它们就像是一片星空。它们以沙石覆盖背部，从上看像沙地，从下看则像星空，令它们四处游动捕猎时有很好的伪装。然而，它们赖以生存的发光器官，不仅是来自基因遗传，还须在发育时依靠相关细菌的帮助；因此，要成为一只夏威夷短尾鱿鱼，需要另一组生物的存在。也就是说，成为一种生物，需要不止一种生物。

也有一些实体会互相嵌套它们的基因组。例如，要制造一种蛋白质，你可能需要三种不同物种的生物互相嵌套；它们局部同化，局部未同化，每种都含有为该蛋白质不同部分编码的基因，每部分都缺一不可。为了使事物变成它们应有的模样，你外判了自己基因机体的一部分，或内供了这些实体的多重合作。你可以称之为共生发源、细胞的起源、多细胞结构的起源、发育程序、嵌套基因等等。共生总体是适合于共生发源的实体，也适合于以人类世的形象无法贴切命名的世界化成。

肯尼：除了我们刚刚讨论的生物学家和女性主义者，你怎么看安清（Anna Tsing）口中那些实践「在受破坏的星球上生活的艺术」的艺术家？^[13]

哈洛威：长久以来，我的研究都涉及借着艺术家的作品与他们一同思考，合作过的艺术家有凯西‧海伊（Kathy High）、比阿特丽斯‧达科斯塔（Beatriz Da Costa）和纳塔莉‧杰里米金科（Natalie Jeremijenko）。我非常感兴趣于那种探讨多物种复杂性，使用建议式和集体手法创作，以及从事行为艺术的艺术家。纳塔莉‧洛夫莱斯教会了我很多关于展演和展演性，以及共同思考、共同创造的事情。^[14] 与艺术家合作对我在物质实践愈来愈重要，而艺术家当中当然也有作家。我想第一批与我紧密合作的艺术家都是作家，主要是科幻作家。伊夫林‧哈钦森（Evelyn Hutchinson）写了一部美丽的著作《Kindly Fruits of the Earth, An Introduction to Population Ecology》，以及〈Circular Causal Systems in Ecology〉、〈Homage to Santa Rosalia〉等很多其他东西，当我仍是研究生并在他门下学习时，他要我们读康拉德‧哈尔‧沃丁顿（C. H. Waddington），并思索绘画对他思考遗传同化（genetic assimilation）和发育停滞期（ developmental plateaus）的重要性。^[15] 1960年代我还是研究生时，我们在生态学、进化和遗传学上的思考，已涉及一些现代主义绘画和现代主义诗歌。我们在生物学茶聚讨论这些题目，也会在实验室小组会议探讨哲学、生物学和艺术。这种教育环境把艺术理所当然地视为精辟思维和优良科学的先决条件和要素，我能身处其中实在十分幸运。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耶鲁大学大多数生物学研究小组都不是那样的，但我最喜欢的斯科特‧吉尔伯特（Scott Gilbert）和迈克‧哈德菲尔德（Mike Hadfield）等生物学家，都是如此。

所以，我们想举一个例子，就是洛杉矶塑形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guring ，IFF）的双曲钩针编织珊瑚礁项目（Hyperbolic Crochet Coral Reef Project）。这个例子你和我都想谈论，因为它与翻绳戏和触手性的联系非常密切。他们是游戏团而不是工作团；玛格丽特‧韦特海姆（Margaret Wertheim）和克里斯蒂娜‧韦特海姆（Christine Wertheim）刻意在自己跟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和其智囊团之间建立一种严肃的戏谑关系。我相信伊夫林‧哈钦森也会喜欢IFF！

这个项目的灵感一部分是来自玛格丽特‧韦特海姆的数学研究，她对数学家戴娜‧泰米娜（Daina Taimina）提出用钩针编织制造双曲空间模型的想法产生了兴趣。在泰米娜提出使用钩针编织模型前，数学家只有研究欧几里得空间的实体模型；而在研究双曲线非欧几里得空间时，却未有合用的实体模型。玛格丽特‧韦特海姆写了一本名为《A Field Guide to Hyperbolic Space》的书，当中详细介绍这段数学历史。^[16] 顺带一提，你平日购买红叶生菜，又或者观察珊瑚礁结构时，都会看到双曲线结构，它们是无处不在的。另外还有娥苏拉‧勒瑰恩在其精雕细琢的长篇小说《总会归来》（Always Coming Home）的导读〈A Non-Euclidean View of California as a Cold Place to Be〉（关于加州将会成为冰冷之地的非欧几里得观点）。^[17]

肯尼：在二十世纪初，非欧几里得几何是那么的让人难以想像，洛夫克拉夫特甚至使用「非欧几里得」（non-Euclidean）和一大堆骇人的形容词来描述古老而可怕的克苏鲁国度（Cthulhu），而我们现在却在钩针编织中发现这些结构。所以说，异世界的东西即使再可怕，结果都是平庸的。

哈洛威：而且平庸得十分特殊──它也是女性纤维艺术的一部分。这一点对玛格丽特和克里斯蒂娜‧韦特海姆很重要，她们凸显了女性纤维艺术的女性主义层面，还有纤维艺术的集体和共诗式（sym-poetic）面向，突出其数学性，并令人们注意到将超过七千个来自二十五个不同地区的人集合起来钩针编织珊瑚礁的行动，借此在这个灭绝和灭亡的时代共同思考、共生和共事。她们探索了一些灭绝已经无法避免的事实，同时研究如何至少能防止一些破坏，以及做一些局部修复和复育的工作。这不是一个忧郁和哀悼的项目，而是体现回应能力的形象。这个钩针编织珊瑚礁项目是回应能力的具体实践，培养并关爱珊瑚礁及栖息于此的生物，包括人类。因此，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和男子，不论老少，都参与了钩针编织珊瑚礁的活动，这些珊瑚礁后来制作成各种装置，摆放在不同地方。透过提出有关灭绝和生存的基本问题，并借物质塑造实体来回应，这些钩针编织和装置令公众学会关爱，并令情况有所改变。

他们甚至用垃圾来钩针编织这些珊瑚礁。有一个珊瑚礁令我感受特别深，而且甚具政治意义，那就是由废胶制成的有毒珊瑚礁。韦特海姆姐妹很关注太平洋垃圾带（海洋中一个积聚废胶的巨大范围）以及塑胶污染造成的超额死亡。^[18] 因此她们唯一允许无限生长的珊瑚礁，就是那些由垃圾制成的珊瑚礁；其他珊瑚礁的大小均有限制，就连那由最熟练的合作者以白线精心钩针编织而成、让人心碎的白化珊瑚也只有两个。韦特海姆姐妹现正进行一个梦幻／梦魇项目，以旧式录音带和各种工业废料等淹没地球的垃圾，钩针编织成生物。这些作品有种令人赞叹的美，就像是从恶梦一般的过去孕育未来的可能性。它既美丽又丑陋；我想她们是刻意运用多样的形态。

肯尼：这些钩针编织珊瑚礁是否都模仿了珊瑚礁的自然形态？还是都是幻想出来的生物？

哈洛威：在《Coral Fantasies》（珊瑚幻想曲）里，它们都是幻想出来的生物。而在她们的夏威夷珊瑚礁项目中，她们给那些想参加游戏组织的人定下规则。其中一条是你必须钩针编织或缝合或以纤维制作珊瑚礁。除了钩针编织外，当中也有一些缝饰，但主要还是钩针编织。那些钩针编织的生物必须是夏威夷特有的物种，因此当中除了夏威夷珊瑚礁，就没有其他生物了。夏威夷这个处于殖民主义和帝国历史中心的岛屿生态系统，有大量外来物种，也有许多已灭绝的特有物种。所以，在夏威夷珊瑚礁中，你编织的是一个充满自然归属的幻想世界，它本身就是令人不安的殖民幻想，但也是对极端及无可否认的破坏和错位的控诉。

肯尼：这就是它有趣的地方：真实的珊瑚礁和幻想的珊瑚礁并非两个截然不同的项目；反之，真实和幻想同时以不同方式出现在不同展览。

哈洛威：而且它具有那纯粹的美。韦特海姆姐妹对于标示来源非常谨慎，我很惊讶也很高兴发现科幻小说作家冯达‧麦金泰尔（Vonda McIntyre）是最早参与钩针编织珊瑚形象的人之一，而且至今仍继续帮忙。麦金泰尔的「SF世界」把大气层和海洋视为流体；她创作的实体栖居于一片片汪洋与一股股气体中，也难怪她会被钩针编织珊瑚礁项目所吸引。她亦积极参与女性主义、环保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科幻小说的叙事创作。^[19]

肯尼：这也是一种另类的传统女性工艺。

哈洛威：非常正确。每代女性主义者都要谨记前人遗留下来的东西，以便后人可以像柔蝶（Deborah Bird Rose）在澳洲的背景下对国家的思考般，传承更安宁的国家。^[20] 这样的话，后来者就能够居住于不那么受破坏的国家。

肯尼：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其中一条主线是关于制造实践的问题：钩针编织、讲故事、赋形⋯⋯

哈洛威：⋯⋯别忘了「生发」（poiesis）本身也可解为制造⋯⋯

肯尼：⋯⋯还有制造在拉丁语是「fingere」。手指（Fingers）、形象（figures）与小说（fiction）都来自「fingere」这个词，因此这些故事、这些制作，既是真实的，也有其重要性。

哈洛威：「事实」（Fact）是「facere」的过去分词，而「facere」是另一个解为「制作」的拉丁语词汇。 「事实」就是被制造出来的东西，它们是珍贵的。

肯尼：⋯⋯但它们并非无可争议，它们只是被固定了⋯⋯

哈洛威：⋯⋯而且可以被松绑。我们有的事实需要受保护、培育和关注；有的则需要被撤销。但「事实」不会也不应该离开关注的场域。 「事实」需要回应能力。

肯尼：在这个人类世的脉络下，你在自己的游戏组织中研究了哪些形象？

哈洛威：我不认为自己有制造过原创形象；我倒是采纳了一些形象。

肯尼：我们总是采纳别的形象。

哈洛威：我们总是采纳别的形象；而且，我喜欢收养（adoption）而非繁殖（reproduction）。我感兴趣于多元育儿（poly-parenting）及收养，而非繁衍生育自己的后代。那些拥有多只手指的一群俘虏了我；我在触手性中被吞噬、局部被消化、重塑。我一直在广泛研究珊瑚礁的触手性。我也一直在琢磨蜘蛛，例如克苏鲁蜘蛛（Pimoacthulhu）。 「Pimoa」在美国犹他州原住民部族哥休特人（Gosiute）的语言中是长腿的意思。我喜欢这种希腊与美国原住民哥休特人语言嵌合的长腿生物的世界性，而在远离犹他州或地中海的索诺马及门多西诺红杉林中，也能看到它们捕捉猎物的身影。这不是纳瓦霍传说中的蜘蛛姥姥，虽然她的吐丝器喷射出的东西也不可少觑。博物学家选用了洛夫克拉夫特笔下人皆惧之的怪物神祇「克苏鲁」（Cthulhu）来为这只加州蜘蛛命名。我希望为这蜘蛛重新命名为「克托尼俄斯／地底的一群」（chthonic ones），一窝无性别的可怕触手生物，即「Pimona chthulhu」而非「Pimona cthulhu」。我一直与这群地底的，即共地底生物（sym-chthonic ones）共同栖居，他们在黏糊糊的泥浆和海水中，在纠缠不清、回避现代和传统二元对立的时间性中彼此共生。我经常研究翻线戏，例如纳瓦荷人叫作Na’at’lo的和欧美称为「cat’s cradle」的两种翻线戏的趋同与分歧；它们讲述的故事相同也不同。我很好奇谁拥有这些故事。有的人无法拥有自己的故事；这又关乎主权的问题。我努力尝试在我的课堂和工作中，带入关于原住民性的一连串恼人问题，而如基姆‧托尔贝尔（Kim TallBear）和詹姆斯‧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等思想家就能帮我做到了这一点。

肯尼：那就让我们来谈谈地底的一群，特别是美杜莎。

哈洛威：《异世奇人》里的渥德人一直都帮我赋形（figuring），原因是他们的脸是触手状的。通常人类的脸以眼睛的位置来界定，但如果脸上有触手而没有眼睛，那又会怎样呢？然后是美杜莎，她的头是触手状的，像蛇一样。美杜莎是三只戈尔贡（Gorgon）女妖之一，而只有美杜莎一只是会死亡的。她结果在雅典娜女神的煽动下，被买凶谋杀了。美杜莎死后被斩首，血从头颅滴下，西边海域的软珊瑚礁（coral gorgone reefs）从她的血中诞生，让英雄探险家的船只都触礁。所以说，她的血生成了珊瑚礁，这点是伊娃‧海沃德提出我才留意到的。另外，从她被斩首的身体中，跳出了天马佩加索斯（Pegasus）；女性主义者当然与马关系密切。所以，我感兴趣的是美杜莎这个长满触手、满头富有触觉的蛇的戈尔贡形象，她还威胁着宙斯的孩子，包括其女儿，从宙斯头颅诞生的雅典娜。她不是女性主义者，更恰恰相反。

戈尔贡的性别也是模棱两可的。她们比混沌（Chaos）更早存在，甚或是有别于混沌的存在。盖亚（Gaia）／泰菈（Terra）从混沌诞生，尽管它们拥有女神的形象，却并不真正拥有性别；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就强调了这一点。盖亚不是他或她，而是它。它们是生产、生命和破坏的力量。然而，那可怕的一群更为强大。戈尔贡是可怕的，「gorgones」一词就是可怕的意思。对话之初，我们提到「迫切性」；而在这个时间点，这个主要是人为的超额大量死亡时代，我认为深海与自然中可怕的一群，就是我们需要栖居（inhabit）的形象（figures ）。

肯尼：让我惊讶的是，在发现和征服的拓荒知识论范畴之外，美杜莎、克苏鲁和渥德人其实并不那么可怕或恐怖。洛夫克拉夫特所恐惧的非欧几里得式恐怖潜伏于海底深处──它们就在那儿。而且它们（可能）是那些让马古利斯着迷的吸取太阳能的海蛞蝓、那些有灭绝风险、会分泌黏液的珊瑚；它们并不可怕，虽然它们肯定是黏糊糊的。所以不属于英雄故事范围之内⋯⋯

哈洛威：⋯⋯它们并不可怕，它们没有那么可怕──除了对于「那些（只）仰望天际的人」。^[21]

肯尼：当这些地底的角色协助解救（remediate）（即重新调解﹝re-mediate﹞和补救﹝remedy﹞）科技进步带来的恶劣影响时，你希望会产生怎样的叙事？

哈洛威：这个问题我喜欢。它们是药物，是「箭毒」（curare），是毒也是药。在技术英雄故事外、背袋理论的故事内，它们虽没有太可怕，但同时又不安全；它们不是「我们」。所以我们眼前所见的，不再是雅典娜所恐惧，并须杀死的可怕末日他者；我们眼前的是一个由一连串差异组成的地球。我们眼前的是盖亚、泰菈、美杜莎的共生总体；当然，我们只在述说西方的故事；其他故事多得很，例如现时举世闻名的印加神话中的帕查玛玛（Pachamama）─ ─她与埃及的戈尔贡、希腊的盖亚、威卡教的泰菈、约鲁巴（Yoruban）的奥雅（Oya）、纳瓦霍的蜘蛛姥姥甚至长腿的Pimoa蜘蛛，有着是姐妹也不是姐妹的关系。我渴望做到的补救是重新栖居普通事物，并且是具备回应能力重新栖居。当我们讲述寓言式和不获传播的悲惨消亡故事、现代和传统的故事时，我们没有遇上太大问题。我们什么也不用做，也没有人鞭策我们行动、关怀、去分解和重组。我想要的是非欧几里得式、皱成一团的故事，布满触手，可能危险地缠绕起来。要持续关心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跟既危险又好玩的解救角色合作；我们必须工作、玩耍、生存、死亡；我们必须成为平凡生物，并与他们一同冒险；我们必须拒绝屈服于人类世自作孽地最终走向死亡的科技悲剧，然而，我们确实于大量超额死亡的现实中栖居，并由此学会修复，甚至可能会无可否认地蓬勃发展。

肯尼：回到游戏这个话题，我一直在尝试运用渥德人这个形象，因为《异世奇人》很有趣，而且可以引发思考。渥德特别适合成为人类世的形象，皆因他们生理上十分脆弱，其后脑不在身体之内，只由一条脐带状东西连接。除了后脑，他们还有心灵感应，与一个集体大脑相连。这就是他们在被人类切除脑叶后，很容易被殖民化和奴役的原因；当他们的后脑被切除了，其心理上的集体意识也就都切断了。从表观遗传学和微生物群的研究，我们得知关于人体的新故事，它并非固若金汤的堡垒，而是疏松且容易暴露于外间事物的。世界穿透我们，而我们并非没有被改变。这些不平均的暴露情况，切断我们与支撑我们的事物之间的联系，我想知道，脑袋长于手中的渥德人对此能教导我们些什么，以及有什么方法可以保持韧性。

哈洛威：⋯⋯还有当他们被奴役时会变得多么危险。

肯尼：这与洛夫克拉夫特的故事相反：它们并不是埋伏起来的可怕怪物。

哈洛威：它们只有被奴役时，才会变成敌人。

肯尼：可怕的是我们的开发与剥削。

哈洛威：对于科技人文主义，你可以这样形容：当我们把自己放进英雄悲剧式人类自我创造的故事，变成当中的奴隶时，我们就把自己变成敌人；当我们孤立自己，将自己脱离于集体、脱离于共同生成，包括死亡和再次成为堆肥时；当我们切断自己与死亡的联系并恐惧死亡时，就在这个我们不断按照死亡的形象创造自我的故事中，变成了自己最大的敌人。这些是「人类世」，即「资本世」活生生的故事。可是，其实还有第三个故事，或者更多故事。 「怪物世／克苏鲁世」可能不会流行起来，因为知道这个词的人不多，但「怪物世／克苏鲁世」这个词更能反映现实。我不得不接受「人类世」这个词；我不会假装自己完全同意这个词，也不会在这里争论哪个词才是正确无瑕。但是，假如我们一开始没有创造那个词语⋯⋯假如我们一早便将我们的时代重新命名，甚至（特别）是在地球物理联盟中，以共生（sym-poietic）的力量，去表达「怪物世／克苏鲁世」到目前为止持续进行中的非欧几里得式网袋，一个关于「SF」的故事，即推想寓言、推想女性主义、科学真相、翻线戏，到底会怎样？这个未完成的「怪物世／克苏鲁世」必须清理「人类世」遗下的垃圾、资本世的灭绝主义，并为仍然可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制造一堆更火热的堆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