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當代藝術圖景：探索藝術與社會的界限

藝術品能記錄和反映時代，也是藝術家對某時某地的思考。1950到1960年代 ，台灣的水墨畫雖與中國內地的美學緊密連繫，但不少藝術家更希望與世界接軌。他們有些放下畫筆、拿起相機，記錄台灣的人文風景和狀態，有些甚至跳出台灣，直接以身體創作，目的都是要從社會或藝術界限之中尋找最大的自由。M+收藏了自1950年代起的台灣藝術品，除了從香港及國際的角度看它們的重要性，也考慮到它們的在地性，尋找它們在台灣的寓意。

前Ｍ+水墨策展人馬唯中說，在1950年代，繪畫是台灣最重要的創作媒介，在現代主義的影響下，水墨畫向抽象風發展，雖然這種改變有一定危險性。「如果當局在作品裏找不到它跟中國美學的連繫，便會質疑藝術家是不是在批判它的統治。但當時的年輕藝術家很希望在國際上得到認同，尤其台灣身處風雨飄搖的年代，藝術家更想透過文化來表現自己。如果不畫抽象，那不就代表他們不現代了嗎？」馬唯中續說。

有說抽象畫某程度如哲學，因為它能能在政治敏感的年代繞過崩壞或無助，以一種形而上的思考方式去尋找人的存在意義。五月畫會和東方畫會這兩個重要組織正秉持這種精神，兩者都吸引了劉國松、莊喆等在當時只有二、三十歲的畫家加入。

「他們依然深信古代繪畫有着崇高價值，但也希望自己的畫能反映時代，是個人對時代的想法；對中國文化多了思考和反省，亦透過抽象畫對中國文化重新想像。」馬唯中說。

他們尤其想以抽象畫連結世界。像是劉國松的《澄者自澄》，遠看仍是中國古典山水畫的意境，留白，強烈的空間感；然而他用上粗棉紙取代畫布，並以炮筒刷取代毛筆，細看其中的紋理來自他獨創的「抽筋剝皮皴」—— 撕下紙筋，造成空痕，留白，但沒有失卻山水畫的意境。

在當代藝術繼續發展出多樣媒介的同時，許多台灣藝術家卻從未停止過探索水墨。例如，董陽孜挑戰傳統，把書法跟西方抽象畫結合。「書法始終是中國視覺藝術很重要的一環。董陽孜把用筆之出色發揮在線條上。」馬唯中說。董陽孜覺得文字的線條最重要，即使西方人看不懂漢字，也可以欣賞線條，線條是可以溝通的。她甚至把字放大至跟人一樣的高度，讓觀賞變成一個體驗，從一般看字的既定模式跳出來。

相機和錄像所帶來的外在解放瞬間亦改變了人們看事情的方式。台灣著名藝術家張照堂從1960年代開始拍照，以很純粹的眼光捕捉和觀看台灣。他起初拿哥哥的相機拍照，後來在電視台工作，就更容易拿到拍攝工具。1976年的一個晚上，張照堂在電視台加班至深夜，他在辦公室架起一部16mm攝影機，並拍攝自己對着鏡頭不停搖頭晃腦的情景，這就是名為《剎那間容顏》的錄像作品。那時張照堂33歲，身處壓抑的年代，而「這五分鐘短片，反映着藝術家對當時苦悶環境的心情。」馬唯中解釋。

張照堂開始在他記錄台灣的攝影作品中加入自己的美學，作品中既有故意安排的場景，也是日記式的隨照，反映着民眾的生活。在淡淡的哀愁中，張照堂的照片很多時都呈現了台灣人的生命狀態，並將他們某一剎那的存在和人與人之間的連繫以影像定格。「從他的照片會看見當時的苦悶壓抑，也有一種年輕人的反叛。」馬唯中說。「尤其他很愛聽Bob Dylan 、Leonard Cohen等西方搖滾音樂。」

張照堂1979年在台南安定鄉蘇厝村拍攝了《王船祭典》。這部經典的紀錄片作品是他和杜可風共同拍攝的，為的是藉拍攝一場祭典，捕捉人們對宗教儀式的狂熱，繼而尋找甚麼是台灣的聲音。但張照堂卻在後期為片子配上Mike Oldfield的歌曲《Ommadawn》 ，不讓觀眾聽見真實的聲音；這種藝術層次使它成為了大師級作品。

談到把身體轉化為藝術媒介，謝德慶是不得不提的名字。本業是畫家的他也想跳出界限；1973年，他真的縱身一跳，在其首個行為藝術作品《跳》中直接從二樓跳到外面去。就這樣，他中斷了跟繪畫的關係，隨即開始了別種的表現方法，直接把身體變成媒介，開創行為藝術之路。當時，台灣還是比較傳統的社會，對他的藝術不以為然。然後他的第二跳，就已經是跳船到了美國去，變成一個非法移民。

其後，謝德慶繼續用身體探索藝術的意義，並探討他在美國沒有身分的狀況。時間就此成為了他的生命以及藝術作品。在1980到1981年間，他在一年裏每小時打卡並作紀錄；他亦在1981到1982年用了一年時間流浪在紐約街頭，不進入任何室內空間；在1983到1984年，他與藝術家琳達·莫塔諾 以八英尺長的繩子綁在一起生活，卻不能觸碰對方。謝德慶一生人只做了六件大作，代表着一種全球化的思想，不論是他的身分還是他的行為，都堅持創作本身具有意義的作品，絕不受藝術上或社會上的限制。

很多藝術家、藝評家和研究者都常把台灣戒嚴時期的藝術作品形容為解脫壓抑苦悶的方法。不過，有些藝術家則表示他們只是剛好在那個年代，做了一些自己喜歡的事而已。作品反映時代背景是真，但創作的原意或許是為了抒發所思所想，當外在環境充滿限制，便從界限裏尋找最自由的表達方式。有時，從作品裏看見的其實是藝術家很純粹的一種存在狀態和心境。「我們收藏的台灣藝術家作品一定沒有台灣機構的齊全，但我們則從香港出發，以國際視覺文化的角度把它連成一個故事。」馬唯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