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公營機構都面對一個策略上的矛盾：該迎合所有人，還是提出有觀點的深入敍述？澳洲流動影像中心於2010年舉辦名為「Dennis Hopper and the New Hollywood」的展覽（由 Cinémathèque Française 製作），當時我亦在那兒工作。為配合展覽，我們的電影節目組也展開了一系列的項目，涉及的範疇包括實驗性電影、專題電影、政治宣言和近期的紀錄片。我們表達的概念經常引來以下疑問：「為什麼不直接展出Hopper所有電影呢？」我個人就曾在多個場合遇上這類提問。

要列出十大Hopper電影的清單，按一按搜尋鍵就能做到（當然要找到電影本身則另作別論）。對我來說，若採用這種顯而易見的方式，而不經任何詰問和詮釋，只能算是節目編排，而非展覽策劃。直接套用十大電影的清單看似很民主，因為它獲得多數人認同，甚至是票選出來的。但這樣的清單是策展的表現嗎？不是。這就是民主手法和以單一觀點詮釋的分別。那麼，我們該帶給觀眾什麼？是簡單直接的訊息傳遞，還是有思想性的評論和觀點？機構環境逐漸喪失這種藉剖析情境脈絡而發人深思的取向（即專業知識），令我們的表達方向從嚴謹縝密趨向容易理解又討好。

至於策展上的民主，我會想：「電影導演或作家會對電影抱持開放態度，還是有自己的明確目標，希望引起觀眾的特定反應呢？」

他們驅使觀眾「即時哭」，並非出自「你現在想哭嗎？」的提問，而是直接對他們說：「我要你們現在就哭。」這不是選擇題，而是一個陳述。通過哭泣，觀眾可能會反思自己的情緒（「為甚麼這會讓我哭？」），甚至產生集體反應（「奇怪，怎麼我們全都哭了？）。那一瞬間，在作品以外，他們與電影製作人或藝術家的民主討論才真正開始。

為達到這種效果，銀幕上的藝人會以非民主的方式在特定時刻投放某種感情，其目的清晰而純粹，就是要求觀眾：「照我所想作出反應。」

這種手法雖讓人感覺不太民主，但與所謂以較民主手法處理的作品相比，前者與觀眾的互動不一定更少。關鍵不在於有多把聲音，而是獨有一把自然誠懇的聲音，成功牽動並統一不同個體的情緒，令向來隱藏的情感得以公開。觀眾無法抗拒，只能按導演和策展人的意圖作出反應，這種能力十分強大。

我認為，策展人和機構的角色就是去引導和選取這些個別的聲音，使之猶如「社交」和通往心靈的媒介。這並非在貶低融合了多元聲音的電影策展方式，重點是規劃出一個框架，將它放在藝術語境下，與作品的核心感情連接。這種策展手法和準則就像一個核心，讓多重個體聲音圍繞着它運轉。

這一切的背後，還需策展人保持批判性思考、對觀眾有深入了解，同時擁有清晰的目標及具有社論式的態度。若缺失了策展的敏銳觸角，在呈現作品時，其意義及焦點會模糊不清，甚至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