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鄭馬樂的作品《裂褶菌的二萬三千種性別及其他故事》（2026）帶我們進入那些自現代思潮發端之初，便深受的領域──自然與科技、世界及其表象、藝術與科學，以及身體與思想在其中互相交織。

1950年代的控制論誕生於冷戰時期，推動其發展的理念認為如此複雜的關係可透過電腦運算來控制。然而，現今世界的多重危機已足證這種「工具理性」的局限。不過，人工智能的興起重新點燃控制論科技官僚主義掌控世界的舊夢。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必須要思考的是如何想像出不基於榨取資源、剝削他人和排斥異己的後控制論方式，讓人類與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得以共存。藝術可扮演甚麼角色，來實現這種共存形態？

雖然，現代性的理論和科技工具顯然不能克服現代社會帶來的重重困境，^[1]浪漫主義的想法似乎在多元宇宙和非人類世界等的討論中重新浮現，例如渴望與世界建立整體性關係、對沉浸式體驗大自然的嚮往，以及批判現代理性方式且轉而崇尚精神靈性。

而我們不應把這些浪漫主義觀念的回歸僅僅視為倒退。正如狄奧多．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所說：「只要被功利主義扭曲的進步對世界持續施暴，儘管有許多反面證據，人們還是無法完全消除這一觀念，即那些落後的過時事物要好得多，有人情味得多」。^[2]

那麼，當前的考驗，就是將「自然美」這個舊觀念改造成一個批判概念，應用於日益被數碼科技滲透的世界中。在後控制論時代，自然美的決定因素有哪些？

對同類問題的思考，亦可見於許煜的著作《藝術與宇宙技術》（2021）和鄭馬樂的這件作品之中。

此等探究的主要起點在於對自然的後人類主義理解，這一觀點由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和一些生態女性主義思想家發展而成，即自然並未被視為科技現代性純潔無辜的他者，而這一陳詞濫調已被早期浪漫主義者排拒。正如羅安清（Anna Lowenhaupt Tsing）在其著名的民族誌研究《在世界盡頭遇到松茸》（2015）中所精彩論證的，諸如松茸等生物，每每與科技、社會、經濟活動互相交織；同樣，鄭馬樂藉其藝術研究與之建立親緣關係的大嶼山蘑菇，就像香港的摩天大廈，或者在數碼網絡流轉的一串串數據，亦屬於後控制論環境的一部分。

此外，許煜強調，若要為自然與科技的相互關係想像出一種非剝削式的形態，那麼由西方主導的技術批判就必須走向多元化。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不一定與整體、形態多元的世界建構方式相對立。

然而，人工智能不容小覷，亦不應高估。從鄭馬樂的創作可見，現有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並不能充分掌握真菌物種之多元，更遑論牠們與科技生態環境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這主要是因為訓練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的數據庫，反映一種以人類為中心的過時世界觀。

不僅如此，訓練人工智能的數據庫，複製十九世紀男權制度與和殖民主義中的「上帝視角」思維邏輯，即妄圖透過一個僵硬的分類體系，記錄和再現世界的全貌。^[3] 正是這份重拾對可計算性和再現的信念，埋藏着真正危險的倒退。

先不論每個分類範疇都被權力關係滲透的事實，人工智能忽略了人類經驗的根本維度，而它們對重塑我們與科技和自然的關係至關重要。正如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在《知覺現象學》（1962）中借鑒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提出的「此在」（Dasein）概念所闡明的，人「在世界中的具身存在」是不可被簡化成辨識與分類的行為。與之相反，它是建基於一種隱性、無法完全代碼化的身體知識之上。這種知識受兩重情境影響：首先，它透過人與現有社會和物質世界重複互動發展而成；其次，這些知識可視乎個別情境的具體需要而被調動起來。因此，具身的世界體驗唯有在真正遞歸性的層面上，才有類似於控制論的反饋迴路，但它絕對無法被轉化為明確無誤的公式。^[4]

假如人工智能（或其他科技工具）連人類感知機制也未能全盤複製，那又將如何呈現真菌所展現的各種知識和相互作用呢？^[5] 任何企圖為非人類世界營造一個「更全面」的表象之舉，將註定失敗。人工智能無論發展到多麼精密，依然要倚賴形式化的表達方式與運算，根本而言，就是倚賴數字代碼。幸好，「物自身」依然是一個謎。^[6]

這把我們帶回「自然美」及有關形式的關鍵問題。由於其建基於概率的邏輯，AI生成的圖像傾向於呈現出最有可能的結果。然而，無論其表面多麼精美，它們終究趨向一套狹窄且高度偏頗的範疇，形成易於識別的形狀與形象。與其說形式被簡化了，不如說它變得可預測。

因此，人工智能無法生成嚴格哲學意義上的「美學形式」。對阿多諾而言，美學形式與預期相反。美學創作恰恰包含把社會現有的素材、符號與形式從其日常脈絡中提取出來，並以特定方式將它們聯繫起來，以至於，一些「非同一事物」從其星群般的網絡中顯現，並無法被納入特定歷史時刻之固有的概念、交流形式或文化技巧。^[7]

同樣，阿多諾所提出的「自然美」概念，所指的並非一些可視作「美麗風景」的事物，而是一些我們在感知與概念上始終難以觸及之事的顯現。因此，以藝術介入特定歷史時刻的科技生態環境，其目的絕不是透過自然主義方式來重現自然環境。反而，藉徹底改變、重構歷來既有的藝術方式，恰恰讓逃逸於「工具理性」掌控之外的自然時點顯現出來。^[8]

許煜亦提及人工智能在認識論層面上的局限性：「在藝術與哲學世界，未知是智能的對象，亦是令此等智能得以發展的條件。這正是為人類執行運算任務的一部智能機器，與以未知作為探究主題的另一種智能之間，存在的重要區別」。^[9] 照此來看，藝術的一個關鍵任務，將是改變科技本身。因此，後控制論的自然美學面臨一個相悖的挑戰──運用人工智能，把不可劃一的、無法獲取的，以及未知的事物顯現出來。

然而，這只有透過刻意的介入，方能實現：例如，為訓練人工智能模型的另類數據庫，而參考現象學、（後）現象學、新唯物主義和宇宙技術論洞見。在這個基礎上，人工智能或許能學會生成具有美學意義的圖像，即脫離幼稚的表象主義、並開拓詩意的聯想、空隙與留白的圖像。

鄭馬樂專門製作的人工智能模型，旨在讓科學與非人類主體、科技、與詩意形成一種新浪漫主義式的融合，而不求將這些轉瞬即逝的關係，固定為可供辨認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