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從香港大學英文及比較文學系畢業後，我被倫敦大學金匠學院的電影碩士課程錄取，但發現原來我沒有錢。我自小拿獎學金，除了唯一一次因為沒有考上全班第一拿不到獎學金而被父母懲罰以外，沒有讀書要錢的概念。

於是我在加州州立大學讀了三個月的戲劇碩士課程，然後退學拿回所有的學費（當時只有加州大讓人這樣做）。1989年發生的事讓我更清楚出國讀書的需要。1990年9月，我抵達美國紐約社會研究新校，因為它的電影製作課程相對便宜。跟我前二十年念的精英學校不一樣，新校聚集了大量來自第三世界付不起像紐約大學或哥大等學費的學生，承傳了二戰期間歐陸的反納粹知識分子傳統，吸引了一些美國本土左翼學者助陣，與新自由主義浪潮打對台。（這經驗讓我重新理解愛吹捧名校的亞洲價值觀。）我一隻腳踏進了主打紀錄片、聲音製作的媒體系，另一隻踩過去隔壁旁聽當時不容於美國主流學派的社會學系、人類學系、通識學系（Liberal Studies）等的課。

到達紐約的週末，還沒上學，我開始在唐人街上班。從吾友愛玲在長島的父母家，搬進布碌崙一個半地庫的兩房一廳「豪宅」（蔡仞姿語），唯一的小窗適合用來觀察路人的鞋子。一個城市的偉大，具體見於它能夠為移動人口提供的，五花八門，（非法）付現工作，我切身體驗的有：在西村的素食餐館作收銀第一天無法埋數於是被調作侍應；替台灣青年移民辦的日報當記者寫政評；為中國海外喉舌報翻譯外電；在猶太人媒體後製公司當學徒；為跨國企業的華文廣告撰寫跨文化合適度評估報告。唯一應徵沒成的工作是在中城的一所「紳士俱樂部」當廚，因為無法說服那位滿頭白髮的白人女管家，煮不出雜碎的我，也可以設計簡單佐酒小吃。莫言不可惜，本想藉此學會沙蟹必殺技的。

同時我拿着新校微薄的獎學金，必須每週在校當助教若干小時。透過協助老師們準備媒體製作課材料，我學會了校內所有媒體設備的基本操作與解難技巧，也學了一點點所謂教學方法，終生受用。由於嚴重缺乏睡眠，在課與課之間的空檔，我會溜進黑暗無人的教室，在大板桌子上補一下。然後背包上的鬧鐘響起，我扛着昏沉的大頭與十幾部機器，進入隔壁掠著大光燈人擠人的教室，另一個宇宙。

是在這樣的情境脈絡下，在到達紐約後的第一年，我完成了第一部16米厘電影作品《你有甚麼特別的要我告許你？》，從編劇、攝影、錄音、剪接、混音、片頭片尾設計，都是我。為了能夠無日無天的剪接，我租了一台四盤聲影剪接桌（Steenbeck），放在家中央，在廁所及地上的床墊之間。在這台龐然大物上推推拉拉每一格菲林，剪開、掛起、黏起來的日子，是我這輩子跟電影作為物質最接近的時候。從此我迷上了剪接。當然那時不知道，我將會是最後一代人，對電影尚存質感的記憶。

因為實在剪得太高興了，資料之零碎，某些鏡頭之短，最後竟然找不到負片剪接師肯接此案，於是跟絕大部分的電影製作過程不太一樣，這部實驗短片的負片，也是我自己剪的。後來這片在校內外拿了一些獎。Yvonne Rainer看了這部，決定給我面試，並讓我進入專門培訓年輕藝術家的惠特尼藝術館獨立研讀課程創作班（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 Independent Study Program in Studio Art，人稱ISP）。我同時被芝加哥藝術學院錄取，但決定選擇ISP。ISP接近學費全免，在下城區工廠大廈內給我們24小時的工作室（當然有同學住在那兒）。創作班每年收十幾丁人（我那年同學11位），跟ISP的策展班（也是幾丁人）每週一起上兩次研討課，由藝術家及學者主持（從而上了風騷大婆Spivak與當時紅得發紫的Judith Butler的課，不贅），其餘時間採師徒制。在ISP的一年，我完成了《流》與《理想家／國》。

是在Yvonne身上，我學會要不斷重新創造自己，關鍵是常存謙卑。因為只有處於謙卑的狀態，才能誠實地創造；作品才有力量。誠實包括不斷叩問自己的局限，不希冀衝破（那是狂妄），而是如果能努力不懈增加對局限面對面的檢視，作品才有介入社會的可能。認識自己不能做及不肯做的欲望，構成一小步一小步地開闊邊界，無懼陌生，無懼詰難，才能緩慢地，接近創造，或社會本身。Yvonne的謙卑，有一種成為鏡子的能量；我來自一個識少少扮代表的大頭症文化，被殖民等於被訓練成不斷喬裝成自己不是的，永遠不可能是的，欲望對象，內化成血液，還引以為傲，於是活在看似自大實際自卑的無間循環中。Yvonne教曉我創作是企圖接近自己血脈的每一步，沒有捷徑，才能稍稍偏離循環的軌跡。這個自我也是身體與社會的交纏，性與別（差異）、歷史廢墟的殘留。不仰賴花言巧語、虛無犬儒的姿勢，用盡吃奶的力，吸收並檢視自我的構成、知識與社會現實的關係，作為創作思辨的養分。

必須夠誠實，才能溢出自己，到達觀眾那裏，所謂藝術的共感。我勉強學會了誠實，不過還沒學懂溢出自己。這是我1993年以後的創作冀圖，也是餘生仍需努力的。